發布時間:2023-07-11 16:41:4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投資銀行前景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AIIB)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成立宗旨在促進亞洲區域的建設互聯互通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并且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
二、構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狀的現狀
隨著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進一步發展以及亞洲地區互聯互通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毫無疑問“亞投行”將在未來的國際金融市場上大放異彩,但同時它也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
1.從自身來看,“亞投行”的組建、運營經驗不足,區域內存在一些問題。目前“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中,除中國和印度以外,均是中小經濟體,具有豐富金融經驗的發達國家沒有參與其中。此外,雖然這些國家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亞開行”的成員,但均非創始成員,它們并沒有組建大型國際金融機構的豐富經驗。“亞投行”的運營也面臨著一些挑戰。一是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選擇、評估、運營和后續評價等方面需要一系列的指導與技術支持,而在這些方面,相對于經驗較為豐富、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性金融機構來說,由發展水平和經驗有限的新興經濟體主導的“亞投行”,短時間內很難與之匹敵。二是作為“亞投行”潛在客戶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要考慮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環境保護等可持續發展問題,這需要有更多的規劃設計、技術指導和政策咨詢。區域內經濟發展不平衡;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不一;區域內存在摩擦和分歧。
2.從外部環境來看,“亞投行”面臨的國際競爭會十分激烈。國際金融領域是世界經濟的重要領域,歷來由發達國家占據中心的領導地位,發展中國家則處于邊緣地位。目前,發達國家和其占主導地位的四大國際性金融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依舊有著較大的話語權,牢牢把持著國際金融市場。而以“亞投行”和金磚銀行為代表的以新興經濟體為主的國際性金融機構,則無論是在信用評級還是在規模上都難以與這些傳統國際金融機構相提并論,不能形成較大的影響力。因此,“亞投行”必將會面臨嚴峻的競爭形勢。
三、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亞洲基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不僅能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促進一帶一路的構建,而且有助于提升我國與東盟國家在全球經濟、金融領域的地位。
1.促進一帶一路的構建。雖然亞投行是一個獨立的金融機構,但是它服務的重點主要是基礎設施投資。而一帶一路的起點、起步階段重點也是以基礎設施為核心的互聯互通,可以說是未來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基礎,沒有這一點,一帶一路的后續工作實際上很難開展。中國的困境在于產能過剩、巨額的外匯儲備成為包袱,希望通過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進行產業轉移、資本輸出,讓外匯儲備變成外匯資本提高其投資效益。
2.有利于中國出口企業開拓潛在的海外新市場。亞投行的成立,直接帶動了周邊國家對于中國基礎設施建設企業的需求。亞投行將帶動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而中國企業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已經處于領先地位,亞洲的基礎設施項目需要中國企業的參與。而亞投行系統性地改善海外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的經濟環境,也間接帶動了海外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從而有利于中國出口企業開拓潛在的海外新市場。
3.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首先,亞投行將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進程。目前,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已在緬甸、越南、柬埔寨、新加坡等東盟國家邁出重要的一步,但要真正實現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還需要借助亞投行發揮作用。其次,我國已與周邊諸多國家和地區建立自貿區,簽署雙邊邊貿本幣支付結算協定、貨幣互換協議等。隨著經濟增長和金融體系改革的進行,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亞投行的設立將加快人民幣在區域內的自由流通,促進人民幣由“周邊化”向“區域化”的轉變,進而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化。
4.提升我國在世界金融領域的話語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對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推進亞洲發展中國家業務的一個補充。隨著亞投行規模的擴大和作用的凸顯,一旦我國和東盟國家參與構建,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雙方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世界銀行為代表的多邊開發銀行對援助發展中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改革步伐滯后,大部分話語權掌握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阻礙了資源流動和利益分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設立,能夠提升我國在世界金融領域的話語權。
5.加快我國融入國際市場。一方面,作為互聯互通建設的有力支撐,亞投行將為我國企業聯通區域內其他國家打造金融通道,為其他各方面互聯互通提供資金支持;金融領域的開放或將提升本區域與全球經貿合作的層次和水平,幫助我國高端產業融入區域內及全球高端市場,從而促進“高精尖”產業的發展,推動科學、技術、人才的國際合作。另一方面,我國正積極推動實施自貿區戰略,APEC北京會議開啟了亞太自貿區的進程,中澳、中韓自貿區也已取得了實質性成果,包括中國-東盟在內的多個自貿區已經建成,中日韓等自貿區談判也正在進行。亞投行的設立將為我國自貿區建設提供更加開放的合作平臺。
四、關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一點啟示
采用法人配售的公司的IPO折價顯著高于其他公司。本文的分析檢驗表明,配售股份的持股鎖定及其期限的長短與折價無顯著關系。法人配售的高折價產生于配售中的問題。
首次公開發行折價(InitialPublicOfferingsUnderpricing,以下簡稱IPO折價),又稱新股上市首日超額回報,是各國證券市場(包括新興市場和發達市場:)的普遍現象。IPO公司為什么將超額回報拱手相讓給投資者,被稱為“IPO折價之謎”,并引發了大量理論和實證研究.針對IPO折價,學術界提出了不同理論或觀點,但比較有影響的是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認為,發行人與投資者的信息不對稱、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IPO折價的主要原因。在股票定價過程中,增進發行公司和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交流,減少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可以降低IPO折價。累計訂單詢價機制(bookbuilding),就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為目的的一種制度創新。研究表明,通過累計詢價機制向機構投資者配售新股,的確可以降低IPO折價(Ritter,1998;RitterandRydqvist,1994;等等)。
作為一個新興的資本市場,我國股市IPO折價之大,令人難以置信。這與我國股票發行市場高度管制,特別是發行價格管制有關。IPO折價不僅增加了發行公司的融資成本,而且滋生了一級市場的暴利群體,不利于市場的健康發展。為此,中國證監會對股票發行方式和定價機制等作出了各種努力,1999年法人配售機制的引入便是對我國股票發行方式的一種改進。但是,與發達資本市場發行主體不同,我國采用法人配售的公司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作為者的公司(或其國有大股東)經營者究竟是充分利用累計訂單詢價機制有效地降低了IPO折價,從而降低公司融資成本,還是通過法人配售方式將豐厚的IPO折價流入自己的利益相關集團?這是值得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一個問題,也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然而,被配售者與發行人或其高管人員是否具有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系,難以觀測。所以,本文只研究我國法人配售是否有效地降低了IPO折價,從而間接檢驗IPO法人配售中的問題。
相關文獻和制度背景
一、IPO發售機制與折價
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Rock,1986),IPO折價是由投資者、發行人和投資銀行三者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信息不對稱不僅存在于潛在的投資者與發行人、投資銀行之間,而且存在于投資者之間。投資者與發行人、投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發行人比外部投資者更加了解公司的質量和成長潛力等關于公司價值的信息;另一方面投資者與發行人之間關于市場對新股的興趣和需求信息不對稱,前者優于后者。減少這種雙重的信息不對稱可以降低IPO折價。具體而言,發行人可通過增加信息披露來減少投資者關于公司價值的信息劣勢;而發行人和投資銀行要收集市場對IPO股票的估價和需求信息,必須引導潛在的投資者說出真實的需求信息。對于后者,關鍵在于如何設計一個發行機制使得潛在的投資者吐露其真實的需求信息。根據信息占有不同,投資者通常可分為有信息的投資者(informedinvestors)和無信息的投資者(uninformedinvestors),前者通常指機構投資者,后者為中小投資者。有信息的投資者通常更有能力對公司的質量和發展前景進行評判,更合理地對IPO股票進行估價,從而成為市場的領跑者。所以,有信息的投資者(即機構投資者)需求信息的真實披露,對發行定價非常關鍵。
目前,世界各國的IPO發售機制主要有三種:累計訂單詢價機制、固定價格機制和拍賣機制。其中,固定價格機制主要被英聯邦國家、德國、意大利及其他許多歐洲國家采用,而累計訂單詢價機制則主要被美國采用,采用拍賣機制的代表為法國、以色列等(Benveniste與Busaba,1997)。三種發售機制的主要差別在于發行價格的確認時間和證券承銷銀行(以下簡稱“投資銀行”)對股票的分配權不同。累計訂單詢價機制,顧名思義,發行價格是在信息收集(即累計訂單詢價)后確定,投資銀行擁有完全的股票分配權;固定價格機制是在信息收集前進行定價,不進行累計詢價,投資銀行可能對股票具有分配權,也可能沒有;而拍賣機制則介于固定定價和累計訂單詢價機制之間,在信息收集后定價,但投資銀行沒有股票分配權(Ritter,1998)。
累計訂單詢價機制與固定價格機制和拍賣機制根本不同,不僅在于發行價格是信息收集后確定,而且在于投資銀行通過對股票分配權的運用,分配給提供真實需求信息的投資者更多的新發股票,以此作為對其說真話的補償。相反,如果所有的投資者都得到完全相同的配售機會(中簽率),那么擁有信息的投資者缺乏提供真實需求信息的動力。Francesca與David(2000)研究發現,投資銀行為提供信息(比如報出申購價格上限)的投資者回饋了更多的股票,并且經常參與的投資者可以獲得優惠的股票配售,特別是股票被高倍超額認購時。因此,累計訂單詢價機制的魅力在于它賦予投資銀行一個發現IPO股票均衡價格的重要職能。已有的理論文獻表明,累計訂單詢價機制能使投資銀行收集到關于股票價值的信息,從而對IPO進行準確定價、降低折價(Beveniste與Spindt,1989;Beveniste與Wilhelm,1990;Spatt與Srivastava,1991)。各國的經驗證據表明,采用固定定價機制的國家IPO折價程度明顯高于采用累計訂單詢價機制的國家(Ritter,1998;Ritter與Rydqyist,1994)。從發展趨勢來看,累計訂單詢價機制已為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并逐漸成為一種世界范圍內廣泛采用的股票發行機制。
二、中國的法人配售制度
我國新股發行基本采用固定價格發售機制,1996年以后基本采用上網定價發行。由于IPO定價以上市前或上市當年的預測盈利指標為依據,配以一個固定的市盈率,具有濃厚的政府管制色彩,我國股市IPO折價顯著高于其他成熟市場,并且在證券市場誕生初期折價程度顯著高于后期(Su與Fleisher,1997)。1999年7月中國證監會頒布《關于進一步完善股票發行方式的通知》(證監發行字[1999]94號),開始引入法人配售機制,允許采用對一般投資者上網發行和對法人配售相結合的方式發行股票,并對采用法人配售的條件、配售比例和發行價格等進行了規定(見表1)。此外,還對配售股份的持股鎖定期限進行規定,將法人投資者分為戰略投資者和一般法人投資者,規定戰略投資者持股期限不短于6個月,一般法人配售股票在上市3個月后方可上市流通。2000年4月,中國證監會對上述條件進行修改(證監發行字[2000]32號),取消了法人配售條件、配售比例的限制,4個月之后,中國證監會《法人配售發行方式指引》(證監發行字[2000]111號),對法人配售條件、配售比例和定價等重新進行限制(見表1)。
從中國證監會頒布的上述規定來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累計訂單詢價機制相比,我國的IPO法人配售是一種不完全的累計訂單詢價機制。法人配售的股票占公開發行股份總數的比例仍然受到管制,主承銷商沒有完全的股票分配權。但從IPO配售的實踐來看,主承銷商與發行人不僅具有IPO定價權,而且在配售額度內對配售對象具有一定的選擇權。即發行人有權確定各類機構投資者的配售比例,自主選擇戰略投資者給予優先配售。
三、法人配售中的問題
從理論上說,盡管我國法人配售不具有完全的股票分配權,但它仍具有發現IPO均衡價格的職能。然而,一項制度安排是否起到正面的作用,關鍵取決于制度實施者本身的動機。與發達市場的發行主體不同,我國法人配售公司基本上是國有改制公司,所有者與經營者鏈很長,問題嚴重。由于法人配售的決策者一一擬上市公司(或其國有大股東)的經營者不直接或間接持有IPO公司股份,IPO折價的大小與公司決策者的利益無關,因此,作為者的IPO公司的經營者(即決策者)缺乏動機通過法人配售機制降低IPO折價幅度。一個例證是,法人配售公司濫用“戰略投資者”概念,擴大對機構投資者的選擇權。比如,有些公司將配售股份全部分配給所謂的戰略投資者(戰略投資者數量達到50余家),使得中國證監會不得不在2000年8月頒布《法人配售發行方式指引》作出“戰略投資者的家數原則上不超過2家”的規定。
如果法人配售不能減少IPO折價,甚至抬高了折價,而法人配售本身又帶來額外的發行費用,那么對國有資產的終極所有者而言,法人配售的問題不容忽視,并且有悖市場公平、公正原則。
四、國內IPO折價研究現狀
關于中國IPO折價問題,從目前的研究文獻看,基本屬于對IPO折價影響因素的探討。他們考慮到的折價影響因素包括公司成立年限、股票發行到上市的間隔時間、上市后的再融資行為、流通股比例、上市后股價的波動性、籌資規模、新股發行價格等(Su與Fleisher,1997;陳工孟、高寧,2000;劉力、李文德,2000),并且得到的結論不盡相同。而很少有研究是從信息不對稱角度切入,劉彤、吳世農(2001)算是一個嘗試,研究了新股上市前后公開披露的信息對IPO折價的影響,但發現上市公司的信息供給對IPO折價的解釋力十分有限。但是,迄今為止尚無研究從發行方的信息需求角度分析新股需求信息不對稱對新股折價的影響,而對中國新股法人配售(累計訂單詢價)機制是否影響IPO折價,也缺乏專門研究。本文嘗試進行這一研究。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法人配售制度于1999年7月底出臺”,1999年9月首鋼股份成為我國首只采用法人配售的股票,法人配售一時成為證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本文選取招股日期在200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中國A股市場IPO的公司為研究樣本,在剔除因金融詐騙而未能及時上市的通海高科,以及5家B股公司增發A股的樣本后,共得到134個樣本。按發售機制劃分,采用固定價格機制(含上網定價發行、上網定價和二級市場配售相結合等方式)的樣本109個,采用法人配售的樣本25個。之所以選擇2000年的IPO樣本,是因為該期間法人配售樣本相對較多,且配售對象基本包括戰略投資者。
二、研究模型設計
本文關注的是采用法人配售(累計訂單詢價)機制IPO定價是否比非法人配售(定價發行)下IPO定價更有效,用IPO折價衡量股票定價效率,折價越大,效率越低。我們界定IPO折價為股票上市首日收盤價與發行價格的差額除以發行價格,即通常所說的首日回報率。如果市場是有效的(即使是弱式有效),那么新股上市首日股價應該充分反映公司的已有信息,上市首日收盤價反映了公司價值(至少是流通股價值)。對于持股期限鎖定的法人配售股份,雖不在首日上市,但其上市日期確定并被市場獲悉,因而上市首日收盤價也應反映這些暫時鎖定的流通股價值。梁洪昀(2002)檢驗發現,在持股鎖定解除日后,由于法人投資者拋售其申購新股,交易量放大,法人配售公司的股價下跌,(非正常)跌幅在3%左右,但與平均159%的IPO折價相比,鎖定股份的流通效應對IPO折價計量的影響甚微。在實證檢驗時,我們同時采用了經上市日市場收益率調整后IPO折價以及采用上市后30日內平均價格代替上市首日收盤價進行敏感性測試。
在本研究中,研究模型的因變量是IPO折價,解釋變量為發行方式,本文以啞變量表示IPO發行方式,采用法人配售的啞變量取1,否則為0。同時,根據已有IPO折價研究模型(如Su與Fleisher,1997,等),并結合中國具體情況,對以下變量進行控制。
1.發行規模。
資金的供求關系影響股票發行價格以及二級市場價格,通常發行規模大,對市場的沖擊力越大,因此有必要控制發行規模。在模型中,以總籌資金額(萬元)的自然對數為控制變量。
2.發行前一年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是公司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從而影響二級市場對公司股票的估價,因此,模型中用發行前一年的每股收益作為公司前期盈利能力的控制變量。
3.中簽率。
對于上網定價發行公司,股票發行價格在信息收集之前確定,因而發行價格不反映或不完全反映投資者的需求。在法人配售、累計訂單詢價制下,發行價格僅反映法人投資者的需求,并不吸收公眾投資者的需求信息。因此,在發行價格既定的情況下,公眾投資者的中簽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市場對新股的需求狀況,從而有必要以上網發行的中簽率作為控制變量,
4.投資銀行聲譽。
在成熟的資本市場中,投資銀行的聲譽代表其對IPO的定價效率,聲譽高的投資銀行不僅能有效地發現和推介擬上市企業的潛在投資價值,而且具有更強的市場把握能力,對IPO進行恰當的定價,并控制較低的折價。由于我國尚沒有公認的聲譽評價制度,模型中用投資銀行的股票承銷規模作為聲譽的替代變量。本文按照1999年和2000年股票承銷(包括新股發行、配股和增發)金額之和進行排名,將承銷金額之和占1999、2000年發行市場承銷總額50%以上的前若干個券商確定為大券商。據此,選出南方證券、國泰君安證券、海通證券、中信證券、光大證券、國信證券等六大券商(以下簡稱“六大”)。
5.股票發行日至上市日的間隔天數。
理論上,其他條件不變,股票發行日至上市日的間隔天數可用來衡量投資者面臨的市場的不確定性,間隔時間越長,投資者承擔風險越大,要求回報越高。因而本模型對股票發行至上市之間的間隔天數予以控制。
在25個法人配售樣本中,除1家民營控股企業和1家集體企業外,其余IPO公司均為國有控股企業。根據上文分析,由于法人配售中問題的存在,我們預測:法人配售公司IPO折價顯著高于非法人配售公司。
三、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新股發行數據,如招股(意向書)說明書、發行(含法人配售)公告、上市公告等,來源于巨靈證券信息數據庫,發行股價、股票價格等市場數據均來源于廣泛使用的中國證券市場研究(CSMAR)交易數據庫。
實證分析
一、發行特征描述
我們按照發售方式(即是否采用法人配售)對研究樣本的IPO特征進行簡單描述,如表2所示。總體而言,2000年我國IPO仍然存在高折價現象,平均折價1.594倍,最低也有22%,最高折價接近4.8倍。2000年IPO中簽率依然很低,平均為0.55%,一半新股的中簽率在0.31%以下,最高也不到5.3%,這與高IPO折價有直接關系。從盈利能力看,IPO前一年平均每股收益為0.34,盈利能力較強。
從樣本均值來看,法人配售樣本的發行價格、發行規模、發行前一年的每股收益、發行日至上市日的間隔天數均高于非法人配售樣本,但是發行折價均低于非法人配售樣本.法人配售的平均中簽率高于非法人配售。
從大券商的分布情況看,2000年134個IPO的承銷商中63家屬于“六大”,其中上網定價發行IPO“六大”比例為46%(50家),法人配售IPO“六大”比例為52%(13家),因而兩種發行方式下的大券商承銷比例大體相當。
二、實證檢驗
本文采用SAS統計軟件對研究模型進行檢驗。在多元回歸之前,我們對模型中各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進行計算(結果略),發現IPO折價與發行規模(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法人配售方式負相關,但不顯著;法人配售與發行規模在1%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說明發行規模大的IPO傾向于采用法人配售方式。此外,發行前一年度的每股收益與發行規模顯著(5%水平)正相關,“六大”券商承銷的股票中簽率顯著(5%水平)高于“非六大”券商。
從多元回歸結果來看(如表3所示),模型擬合度較好(0.3320),不存在顯著的多重共線性(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1.4)。回歸結果顯示,法人配售與IPO折價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即法人配售公司的IPO折價高于非法人配售公司,這表明法人配售公司并沒有充分利用累計訂單詢價機制,降低發行人與投資者之間關于股票需求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降低折價。那么,法人配售公司折價高是由于問題所致,還是因為伴隨法人配售的其他因素——配售比例、配售股份鎖定期限——引起的呢?因為配售比例影響上市首日可流通的股份規模,可能對IPO折價有一定影響;而持股鎖定期限的不同,法人投資面臨的風險不同,所要求的風險溢價不同。由于配售比例、持股鎖定期限與模型中的發行規模和法人配售變量共線性比較嚴重,所以未將它們直接加入模型,而在下文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分析。
回歸結果還顯示,IPO規模與折價在1%顯著水平上負相關,這說明發行規模是影響IPO折價的一個顯著因素,隨著發行規模增加,IPO折價減小;中簽率與IPO折價負相關,并且處于顯著邊緣(單尾0.065),與我們的預測相符,即中簽率越低,普通投資者對該股票估價越高,因而上市首日交易價格越高,從而折價越大。此外,上市前一年的每股收益、是否“六大”券商承銷以及發行至上市之間的間隔天數與IPO折價均無顯著關系。
三、配售比例和持股鎖定期限是否影響IPO折價?
根據中國證監會規定,戰略投資者持股期限應不少于6個月,而一般法人投資者則不少于3個月。在實踐中,有些IPO將持股鎖定期限作為法人投資者的優選條件,并且在同一IPO中,不同的法人配售的股份其持股期限可以不同。與國外法人配售情形不同,我國法人配售股份具有較長的持股鎖定期。如果新股定價是有效的,那么持股鎖定期限越長,投資者面臨的風險越高,要求的風險回報越高,因此,定價相對更低。由于配售對象分為戰略投資者、證券投資基金和一般法人,不同類型投資者的法定持股鎖定期限要求不同,本文選擇了持股期限最長的那類法人投資者的平均持股期限作為法人投資者的風險度量。
另外,法人配售比例影響上市首日可流通股本規模,從而可能影響上市首日的價格和IPO折價。
對法人配售樣本配售股份鎖定期限和配售比例進行簡單描述(結果略),發現30個法人配售樣本的平均持股鎖定期限為11.6個月,標準偏差為8.5,最大值26個月,最小值為0,說明不同樣本之間的差異較大;平均配售比例為56.78%,標準偏差在9.28%,不同樣本之間存在一定差異。
那么,不同的持股鎖定期限和配售比例是否影響IPO折價呢?為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檢驗了配售樣本。由于全部樣本回歸模型中,中簽率、上市前一年的每股收益、是否“六大”券商承銷以及發行日至上市日的間隔天數與IPO折價關系均不顯著,因此在法人配售樣本中,我們將這4個變量剔除,加入配售比例和配售持股鎖定期限。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持股鎖定期限、法人配售比例與IPO折價不顯著。這表明持股鎖定期限長的投資者沒有得到更高的風險回報,而IPO配售比例對折價的影響甚微。
與法人配售與生俱來的、可能影響折價的兩個因素——配售比例、持股鎖定期限——均與折價無顯著關系,這就說明法人配售這一股票發售方式本身提高了IPO折價。
四、敏感性測試
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還需要進行敏感性測試。首先,考慮IPO折價異常值對回歸結果的影響:由于樣本規模不大,本文對折價兩端各5個極值(約占8%)進行處理,令折價最大的5個樣本的折價取倒數第5大樣本的折價,最小的5個樣本的折價取第5小的折價,然后重復表3的回歸,法人配售變量依然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其次,用經市場收益率調整后的首日回報率以及上市后30天的平均價格代替首日收盤價計量IPO折價,重復表3的回歸檢驗,結果基本相同,法人配售變量的顯著性水平分別為5%和10%。考慮篇幅,敏感性測試結果略去。
研究結論和局限
的影響。
國內金融市場的重大轉折
首先,工行上市A+H上市模式的制度創新,不僅為內地市場與香港市場的互動提供了一種新嘗試,將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的合作推上了新水平,此外,在發行中大規模引入A戰略配售、引入綠鞋機制、在A股發行中引入分析師大會形式、創造性地解決境內外信息的同步披露問題、在H股采用預披露機制等規則的推出都給內地及香港證券市場帶來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
其次,工行上市給國內金融市場帶來了兩個重大轉折。一是意味著銀行業的市場化或商業化基本完成。我國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在這個金融體系中,四大國有銀行又占有絕對的地位及份額。因此,隨著中行、建行、工行的上市,特別是工行上市的完成,意味著國有銀行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接下來要做的是如何來鞏固及發展這些成果。而國內銀行業改革的深入,同時也標志著國內金融市場改革向縱深發展;二是工行上市意味著國內證券市場的重大轉折。股權分置改革的完成僅是清除國內證券市場發展的一些障礙,而并沒有改變上市公司質量。工行上市將促使國內市場的上市公司質量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大盤藍籌股票時代已經到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近30年持續增長,深厚的國內市場、不斷增長的消費升級需求、日益增加的富裕階層,為大盤藍籌公司發展提供了堅實的背景支持。2005年的股權分置改革拉開了資本市場行業改革的序幕,2006年開始的股票全流通為我國大盤藍籌股票發展提供了制度保證。社保、保險基金、股權投資基金、產業資本的加入,會使股權結構逐漸進入多元化時代,有利于大型國企轉制公司,提高公司治理結構水平。從股權分置改革實施以來,有些大盤股票表現明顯落后市場。而規模巨大、實力強大、成長性良好是優質大盤藍籌股票的主要投資特征。工行作為我國金融業的基石,其估值和定價對于證券市場走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工行是中國資產規模最大的銀行,超過了7萬億,存款超過了6萬億,資產規模帶來了規模效益,特別是在銀行業,規模優勢還是相當明顯的,在大規模技術投入上的分攤成本比較低。工行的資產規模大,豐富的客戶資源,不僅帶給它堅實的存貸款業務基礎,而且隨著盈利模式的改進,可以給它帶來相關中間業務的收入,譬如短期融資券發行業務、資金托管的業務等。從個人客戶來看,工行有1.5億的國內客戶,1.8萬個營業網點,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內銀行,龐大的網點基礎,特別是在城市地區非常密集,這方面可以帶來業務基礎,另一方面還可以帶給它更多交叉銷售的機會。規模優勢為它未來收入結構的改善,為盈利不斷增長奠定良好基礎。工行目前已經建立起一定的混業經營的架構,但受到分業監管體制限制,市場份額目前還是比較小,非銀行業務這一塊盈利還很低,可以說工行在這一塊的潛力遠遠沒有得到發揮。但是隨著未來銀行收入結構的提升,國內銀行綜合經營的步伐逐步加快,工行憑借優質的客戶資源和網絡優勢,會為其綜合經營的開展創造得天獨厚的條件,未來投資銀行業務、資產管理業務等發展前景是十分廣闊的。按照國際慣例和公司發展前景,預期工行的合理估值區間在3.80元以上,長期來看有相當大的升值空間。而且,鑒于近期銀行板塊在香港和海外市場的良好表現,交通銀行自H股上市后,股價已經上漲了100%以上,進一步強化了市場對工行的預期以及證券市場整體估值空間的提升。對比A股市場,由于很多大盤藍籌股的P/B尚不足2倍,工行上市后必將提升滬深300、上證50等主要指數的估值空間,指數的長期走勢值得進一步看好。
整體來看,最近一段時間,A-H股之前已經形成了良性互動,香港、紐約股市的大漲必然帶動整個A股市場的走強,港股和國內市場具有明顯的聯動效應。港股的大漲主要動能來自于大盤藍籌品種的走強,而對應的那些有H股的上市A股也存在估值提升的要求。工行的A-H同步發行意味著滬港兩市的估值將趨同,這樣或許將刺激招商銀行、中國銀行、浦發銀行等優質銀行股的估值水平提升,并對估值尚處于低位區域的其他品種也有著積極的提振作用。
現在很多大盤權重股的估值不高,具有中長期投資價值。隨著今后越來越多的大盤股上市,特別是以A+H的模式同股同價發行,由此產生的比價效應會對那些股價低迷的大盤權重股產生刺激作用。
短期市場風險或許再現
關鍵詞:低碳經濟 低碳金融 商業銀行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3-186-02
一、引言
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低碳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經濟發展模式、消費模式乃至生活模式的變革,必然會導致國際金融業發生結構性革命,由傳統金融走向碳金融。
低碳經濟是一種巨大的商機,為金融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交易服務機會和不斷延伸的金融創新空間。低碳經濟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服務低碳經濟是金融業的一個重要歷史機遇,是金融業謀求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低碳金融是服務于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動,主要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資、低碳項目開發的投融資以及其他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其實也就是把碳排放當作一個有價格的商品,可以進行現貨、期貨等的買賣。低碳經濟讓金融資本看到了有利可圖的前景,也給了金融資本縱深一躍的動力。據世界銀行預測.2012年全球碳交易容量為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另據國家發改委《節能中長期規劃》測算,“十一五”期間.我國的節能投資總額累計可達6000億元以上。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潛力的碳減排市場和最大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供應方,我國每年可提供1.5億噸至2.25億噸二氧化碳核定減排額度,這意味著每年碳減排交易額可高達22.5億美元。面對如此巨大的市場,商業銀行沒有理由拒絕。從產品的層面來講。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的發展,這是一次不斷創新的挑戰,電是一次與國際金融接軌的機遇。如此巨大的市場前景,不僅能夠激發金融業不斷進行金融創新的勇氣與渴望,而且能夠推動金融機構不斷優化、改造業務流程,打造適合低碳金融市場的法人治理結構、信貸評審標準和風險管理體系,從而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國際經驗表明,金融機構應是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在我國,低碳經濟還處于起步階段,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大量的人、財、物、技術的投入,因而金融對于低碳經濟進行支持,顯得更為重要。有些銀行在嚴格控制落后產能信貸投人的同時,對于符合綠色、環保、低碳經濟政策要求的風力發電、太陽能薄膜等項目和企業,則是積極拓展,傾力給予融資服務。對環保不達標的企業和項目則一律不予信貸支持,在金融信貸服務中融人“低碳理念”。此外,還有一些銀行通過與國外有關機構合作,研發面向節能減排、清潔能源利用和可再生能源開發等“綠色信貸”產品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碳排放權已衍生成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如果中國不抓住低碳金融的巨大機會,中國可能也很難在質量上、規模上、效益上、速度上取得低碳經濟更好的發展,不能更好地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會。銀行業應在低碳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中積極發揮作用,不僅要成為低碳理念推廣的“踐行者”,而且要成為低碳金融服務的“創新者”。
二、商業銀行參與碳金融業務的機遇與挑戰
商業銀行作為資源配置的樞紐積極參與碳金融業務,履行保護環境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責任,將面臨經營戰略轉型的機遇與挑戰。
(一)商業銀行參與碳金融業務的機遇
1.我國碳金融市場發展廣闊。碳排放權交易催生出碳排放權交易結算賬戶托管、碳排放權掛鉤理財產品、碳排放權交易避險產品、CDM項目咨詢、風險擔保、信貸和信用增級等與商業銀行相關的金融需求。由于目前我國碳排放權交易主要是基于項目的交易.我國商業銀行更多參與的是依托CDM的金融業務。根據《京都議定書》的規定,中國作為非附件國家在2012年前沒有溫室氣體減排義務,可以將境內減排量按照CDM機制轉換成商品向發達國家出售。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預計,發達國家在2012年一年內要完成50億噸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其中一半要通過CDM機制實現,而中國將以45%CDM的占比成為全球第一大減排量供應國。2012年后中國也許會承擔部分減排任務,減排角色的變化可能帶來碳金融模式的多樣化,但是中國碳金融市場潛力巨大的事實不會改變。因此,商業銀行積極參與碳金融業務將具有廣闊的市場需求。并能帶來良好經濟效益。
2.低碳經濟激活了商業銀行創新的內在動力。低碳經濟推動商業銀行經營戰略轉型。首先,CDM項目中蘊含著對金融中介服務巨大的需求,商業銀行通過提供融資租賃、財務顧問、資金賬戶管理、基金托管等業務,可以拓寬中間業務收入來源,逐步優化商業銀行的收入結構;其次,碳金融作為一項全新的業務,客觀要求商業銀行創新業務運作模式、金融產品服務和風險管理方式,因而可以促進中國的商業銀行創新能力的提升;再次,CDM項目往往需要兩個甚至多個國家的金融機構之間合作,中國的商業銀行可以借此提高參與國際業務的議價技巧,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往來,不斷積累國際化經營的經驗。
3.中國通過碳金融戰略轉型來爭奪更多話語權。隨著國際碳交易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碳貨幣化程度的日益提升,碳排放權已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而我國目前處于整個碳交易產業鏈的最低端,只是碳排放權的提供者,而不是碳交易標準的制訂者。國內企業碳減排量的買家主要是境外企業,在與境外企業談判時,由于碳排放協議內容復雜,談判過程漫長,不能嫻熟掌握交易工具。導致最終成交價格與國際價格相差甚遠。長此以往,中國將被迫按照發達國家制訂的“國際標準”進行碳測算、碳交易、繳納碳關稅,甚至以高價向發達國家購買低碳技術和碳排放權。因此,國內商業銀行積極實施戰略轉型參與碳金融業務。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探索碳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定價能力,有利于我國在國際碳金融體系中爭奪更多的話語權。
(二)商業銀行參與碳金融業務的挑戰
1.人才儲備不足。碳金融業務操作中亟需熟悉環境與金融的復合型專業人才。由于碳金融發展歷史較短,在我國傳播時間有限,國內商業銀行相關人才儲備不足,對碳金融業務的利潤空間、操作模式、項目開發、交易規則、風險管理等缺乏應有的專業知識。在評價項目的環境風險時,過度依賴外部環境專家對項目提供的評估意見。不能獨立做出科學合理的判斷,使很多商業銀行不敢貿然介入其中。針對低碳領域而言,商業銀行前臺的投資銀行部、信貸管理部門、電子銀行部門以及金融市場部門等應該著力進行低碳投資、低碳信貸、低碳信用卡、碳交易市場金融產品
及衍生品的開發,如有必要可成立低碳事業部門對以上統籌管理;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內控合規等部門應針對前臺業務變化,完善自身的氣候變化風險評估體系,健全內部風險控制制度;后臺運營管理等部門則需要在賬務核算、資金清算、收益分析等方面為碳金融業務開展提供保障。整個流程的各個環節尤其是前臺部門要求對碳金融的本質有較為深入的了解,而中國商業銀行無疑在該方面有著巨大的金融人才缺口。
2.對低碳經濟認識不足。中國商業銀行對于低碳經濟和碳交易的認識還不夠,尤其是對于技術、經濟和環境問題的內在聯系還缺乏清晰的認識。目前.國際主流商業銀行早已深入到碳交易的各個環節,以至于國內的CDM項目中介市場也幾乎被國際金融機構壟斷;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商業銀行在該領域尚處于起步階段,其主要盈利一方面來自于息差.其余則主要通過中間業務、金融市場業務來獲利。
3.交易成本高且收入不確定性大。與一般的投資項目相比.CDM項目必須履行國內、國際兩套程序.經過多個機構審批和技術認證,一個項目從申請到批準最順利也需要半年時間,復雜的審批程序帶來高昂的交易成本和最終結果的不確定性。此外,工程建設項目是否按期建成投產,能否達到預期減排效果等,還需要在項目運行階段根據實際情況對排放量進行監測核實,由此導致的項目收入不確定性也會加大商業銀行參與CDM金融業務的項目風險。
三、商業銀行參與碳金融的策略選擇
(一)培養專業人才提升碳金融業務能力
碳金融業務面臨著環境與社會風險評估的復雜性。需要熟悉環境與金融的復合型專業人才。商業銀行可以通過在銀行內部組織有針對性的培訓,從外部招聘熟悉碳金融國際標準的專業人才,聘爵和儲備一些社會與環境專家作為外部顧問等方式,建立起從事碳金融業務的專業團隊。在此基礎上。引進國際碳金融機構積累的專業技術、知識產權,動態跟蹤全球CDM項目和JI項目進展.掌握CERs等碳排放產品市場行情,積極執行赤道原則、責任投資原則等碳金融國際評估標準,科學評估低碳經濟項目,不斷提升參與碳金融業務的專業水平。
(二)創新服務模式滿足碳金融市場需求
商業銀行要不斷創新服務模式來適應碳金融市場的需求,主要包括融資支持服務、財務顧問服務、理財產品服務和賬戶托管服務等。融資支持服務主要用于解決低碳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短缺問題,包括CERs收益權質押貸款、有追索權保理融資、CDM項目所需設備的融資租賃等具體形式。國內商業銀行參與碳金融業務一般都遵循此模式。財務顧問服務是在融資支持之外,提供項目咨詢服務,協助國內企業尋找合適的投資方或匹配國外CERs的購買方等等。2009年7月浦發銀行以財務顧問方式為陜西兩個裝機容量合計近7萬千瓦的水電項目引進CDM開發和交易專業機構,為項目業主爭取交易價格并促成CERs買賣雙方簽署《減排量購買協議》(ERPA),這是國內銀行業首單CDM財務顧問業務,至少將為項目業主帶來每年160萬歐元的額外售碳收入。理財產品服務是針對目標客戶開發并銷售的資金投資與管理計劃。中國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推出的收益率掛鉤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額度期貨價格的理財產品就屬于該類業務。賬戶托管服務是為滿足碳交易資金管理需求,適應買家、賣家和中間商對資金監督、匯劃需要推出的金融服務。除上述服務外,商業銀行還可以創新CDM項目評估、風險擔保、信用增級等金融服務,滿足碳金融市場的不同需求。
(三)探索多方合作推動碳金融市場建設
商業銀行應該尋求更多的合作形式,積極推動國內、國際碳金融市場建設。一方面,商業銀行需要加強與國內碳金融服務中介合作,通過參與籌建或者入股北京、上海、天津碳交易市場,參與籌備碳交易基金,推動搭建統一的國內碳交易平臺,以改變目前中國CDM項目業主與國外買方交易時分散談判導致的售價偏低局面。另一方面,國內商業銀行需要把握國際碳金融體系建設和碳金融產品創新的機會,積極與國際碳金融機構合作,共同研究國際碳交易和定價規律,加快開發各類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碳金融衍生產品,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建設,提升我國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上的定價能力。
(四)積極推出低碳投資產品
銀行業應該積極努力,推出掛鉤低碳消耗、環境友好型公司變現的基金,使投資者可直接追蹤這些公司在市場上的表現。鑒于我國碳交易市場仍處在成長初期。市場的流動性較低,而且不同市場之間也存在分割現象,建議銀行加緊積極介入該市場,并逐漸成為碳交易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同時,抓緊設計、開發各種連接不同市場的套利產品。加速推進國內碳交易市場的一體化。銀行業還可以嘗試為自愿減排市場提供“碳銀行”服務,即著手碳信用的登記、托管、結算和清算,促進自愿減排市場的發展。以排污權抵押貸款為例,碳交易和已經在實行的排污權交易極為相似,如果排污權抵押貸款能夠探索出一條路子,那么也就真正找到了一條金融介入低碳經濟領域的切入點。
四、結束語
隨著中國在全球氣候問題中重要性的增加,中國碳金融業務的范圍也將不斷擴大,低碳金融成為中國商業銀行未來發展的新方向。因此,金融機構應該密切關注相關政策的改變,及時轉變相關的業務模式和服務流程,拓寬業務領域。在中國,90%企業生產和項目的發展、新的項目的建設,金融支持都是由銀行的信貸來承擔的。銀行的傾向性直接左右產業發展方向,并最終影響經濟發展格局。因此,金融機構將資金投向低碳經濟,就可以帶動這個行業技術創新,乃至制度變革.正像當年推動IT產業發展壯大一樣。因此。推進和加快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要大力發展碳金融,這包括商業锿行應將低碳經濟項目作為貸款支持的重點、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對低碳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及加快構建和完善我國的碳交易市場。金融機構的戰略規劃、政策研究、產品設計和碳金融等多個部門之間應加大協調合作的力度,提高新產品和新服務的開發效率,加強金融機構碳金融業務模式變化的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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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小企業;融資;決策
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小企業在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技術創新、增加就業機會和維護社會穩定等各個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據統計,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價值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5%,上繳稅收占75%左右,商品出口額已占全部商品出口額的75%以上,吸納就業人數估計占城鎮就業崗位的80%。但是,在當前金融危機形勢下,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廣大中小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瓶頸。
一、金融危機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
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因次級抵押貸款無法支持債券而轟然倒下,由此拉開了局部金融風暴的序幕。同年9月,美國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逐步升級為金融海嘯,隨即這股金融海嘯以旋風般的迅速卷及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僅僅用了一周時間,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申請,美林公司被美國銀行收購,美國國際集團(AIG)被美國政府接管。隨著三大投行的倒閉,金融風暴已經演變為金融動蕩,整個美國華爾街一片哀鴻遍地。9月底,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被迫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全球金融業最著名的華爾街上的五大投行全部倒下,這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動蕩進而波及全球,并向美元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發起沖擊。自次貸危機引發金融風暴以來,金融危機已經嚴重沖擊了全球經濟,使得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對我國經濟而言,曾作為“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首當其沖受到沖擊,直接影響到了我國的外向型企業,出口增速回落,貿易順差下降,進而導致我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2008年我國GDP增長已經回落至9%。大量的中小企業為了生存和持續發展的需要,渴望疏通融資渠道,解決困局。如何做好融資決策,選擇融資方式,成為中小企業的當務之急。
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主要表現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融資方式比較單一,缺乏直接的市場融資渠道,據統計,目前全國中小企業有85%存在資金不足的情況,需要進行再融資。從籌資方式上看,有70%的企業資金來源于銀行,20%通過民間資本等自籌形式取得,7%通過內源性籌資,只有3%的企業通過直接融資。從銀行貸款投放量總量上來看,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投放量不到總量的10%。中小企業強大的資金需求與十分有限的資金供給之間的矛盾非常突出。
第二,借貸期限和方式、數量的局限性。目前中小企業貸款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銀行貸款期限結構不能滿足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在現行的銀行信貸授權授信制度下,地市級和區縣級基層銀行機構授權很小,大部分沒有固定資產貸款投放權,而只有小規模的流動資金貸款權限。通常情況下,銀行借貸期限較短且數量普遍不多,主要是用于解決臨時性的流動資金,而對固定資產貸款控制十分嚴格,難以開展項目開發和擴大再生產。貸款方式上,主要以抵押和擔保為主,只有極少數企業才能享受信用貸款。
第三,現在整個社會包括許多商業銀行信貸觀念還跟不上目前發展形勢,對中小企業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足夠的重視,普遍認為將資金投向中小企業風險高、成本高、工作量大且收效不大。
三、金融危機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成因分析
長期以來,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一直高度依賴于自有資金或內源性融資。根據權威金融機構的數據顯示,在中美兩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結構中,中國的自有資金占比60%,而美國只有30%;中國的銀行貸款占比僅為20%,而美國為42%。近年來,中國中小企業快速發展,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大幅提高,而中小企業的信貸比例卻基本維持在5%左右,一直沒有明顯改觀。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企業的銀行信貸額度非常低。當前中小企業融資的現實情況就已經表明,國內銀行業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解決不了中小企業擴張時期的資金需求,也無力在危機時期實施救援以幫助他們擺脫財務困境。
分析中小企業融資難或金融服務不足,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在國內金融部門中,相對于傳統的面向大企業與國內統一市場的金融服務與政策相比,在面向中小企業與國內區域市場的金融服務與政策方面,存在著致命的“短板效應”。過去在經濟繁榮時期,一些問題因在大金融浪潮的掩蓋下沒有顯露出來。
但是,在當前的經濟金融環境中,短板的存在及其經濟利害關
系已經格外清晰;二是當前我國的融資服務鏈還不完善,融資體系尚不健全。在當前金融服務體制中,大型或全國性商業銀行占據主導地位,所制定與執行的金融服務標準是全國統一的。在這類機構的硬尺度下,與個性化較強的中小企業在金融服務需求方面通常存在諸多抵觸,其中的甄別成本也非常高昂,從而在中小企業或區域金融服務方面缺乏經濟激勵。三是我國的中小企業本身也存在許多不足和先天的缺陷,由于大多中小企業處于創業階段,它的弱、小及其管理不規范等特點難于達到融資要求。
同時,宏觀風險加劇形勢下銀行更加“惜貸”。當前,銀行貸款仍然是中小企業融資的主渠道。據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中小企業融資大部分來自銀行貸款。但由于金融危機造成整個宏觀經濟環境發生了明顯變化,對于中小企業的不利影響除了境內外的需求下降之外,最終都主要表現為供給層面上的資金成本與生產成本的增加,以及可貸資金的減少,再加上央行的信貸規模控制,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被大幅收窄。隨著中小企業經營風險與信用風險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信貸配給現象將更加嚴重,可貸資金可能發生絕對性的削減。
四、要創新融資方式,構建有效的、多層次的融資體系當前,中央提出“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完善資本市場結構,豐富資本市場產品”的主張,這是推動我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可以有效、更大程度地滿足多元化市場主體特別是廣大中小企業對資本的需求,有利于推動各類資本流動和重組,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創造條件;有利于通過多元化的渠道促進儲蓄并向投資轉化,降低金融系統性風險,減少因投資引發的宏觀經濟波動。中小型企業融資問題主要表現在融資渠道狹窄方面,因此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時候,要著眼于整個資本市場,努力構建有效的、多層次的融資體系,努力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通過金融制度創新和金融工具創新,為中小企業開拓融資渠道,以籌措更多的資金,促進我國中小企業更好的發展。
(一)要大力加強和完善間接融資渠道,不斷創新融資方式,豐富融資途徑
間接融資主要指債權融資,它是在一定期限滿后企業必須償還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資金。中小企業在利用傳統的抵押貸款外,要加強和完善以下融資方式:
1.綜合授信。銀行對于工商登記年檢合格、管理有方、信譽可靠、有較長期銀企合作關系的企業,可以授予一定時期內一定金額的信貸額度,企業在有效期與額度范圍內可以循環使用,可以根據自己的營運情況分期用款,隨借隨還,不僅借款十分方便,而且也節約了融資成本。
2.信用擔保貸款。目前國內已經建立了許多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這些機構大多實行會員制管理的形式,屬于公共服務性、行業自律性、自身非盈利性的組織。會員企業可以通過中小企業擔保機構的擔保向銀行借款。另外,中小企業也可以向專門開展中介服務的擔保公司尋求擔保服務。
3.無形資產擔保貸款。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的有關規定,依法可以轉讓的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等無形資產作為貸款質押物。
4.票據貼現融資。商業票據主要是指銀行承兌匯票和商業承兌匯票。票據貼現對于企業來說,這是“用明天的錢賺后天的錢”,這種融資方式值得中小企業廣泛、積極地利用。
5.BOT項目融資。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經營-轉讓。企業投資公共工程時,政府給予企業項目建設的特許權時,通常采用這種方式。采用BOT方式比較容易得到一些財團的支持,其在融資時主要是將項目抵押給財團或金融機構,然后進行建設,建設后用經營的利潤來還款,或賣掉某個經營期給金融機構或財團。這種方式比較適合投資規模較大的公共工程設施,比如公路、橋梁、大型電站等,公司可以采用股份制的形式吸收財團作為股東,然后以這個公司為工程建設承建主體,并與當地政府簽訂協議。政府通過銀行給予一定的金融支持,并給公司一定的經營期限進行經營,經營期限滿后,整個項目工程就歸政府所有。
6.融資租賃。融資租賃是設備購買企業向租賃公司提出融資申請,由租賃公司進行融資,向供應廠商購買相應設備然后將設備租給企業使用,從而以“融物”代替“融資”,承租人按期交納租金,在整個租賃期間,承租人享有使用權,同時承擔維修和保養義務。融資租賃是一種以融資為直接目的的信用方式,它表面上是借物,而實質上是借資,并將融資與融物二者結合在一起。它為我國中小企業進行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提供了一種全新方式,可以減輕由于設備改造帶來的資金周轉壓力,避免支付大量現金,而租金的支付可以在設備的使用壽命內分期攤付而不是一次性償還,使得企業不
會因此產生資金周轉困難,同時也可以避免由于價格波動和通貨膨脹而增加資本成本。
7.典當融資。典當融資是以實物為抵押,以實物所有權的轉移取得臨時性貸款的一種融資方式。與銀行貸款相比,典當貸款成本高、貸款規模小。
8.買方貸款。如果企業的產品有可靠的銷路,但在自身資本金不足、財務管理基礎較差、可以提供的擔保品或尋求第三方擔保比較困難的情況下,銀行可以按照銷售合同,對其產品的購買方提供貸款支持。賣方可以向買方收取一定比例的預付款,以解決生產過程中的資金困難。或者由買方簽發銀行承兌匯票,賣方持匯票到銀行貼現。
9.政府基金。對于創業初期的中小企業,無論從企業結構、規模、財務狀況等各個方面還遠遠達不到銀行融資或證券市場的要求,但這些企業的融資要求往往十分迫切,然而其融資渠道卻并不多。為此,為了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建立了許多基金,比如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創業基金、科技發展基金、扶持農業基金、技術改造基金等。這些基金的特點是利息低,甚至免利息,償還的期限長,甚至不用償還。如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是一項政策性風險基金,它不以自身盈利為目的,它在企業發展和融資過程中主要起一個引導作用。
10.民間資本。目前,我國民間資本總額十分龐大,僅浙江省民間資本已高達6000億元。民間資本介入融資市場一方面豐富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并且具有融資速度快、資金調動方便、門檻低等優勢;但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各種相關制度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也加大了民間融資行為的金融風險和金融欺詐的可能。為此,政府應該采取相應措施鼓勵和保護民間資本介入融資市場。為避免金融風險、規范管理,應引導建立一批實力雄厚、運作規范、專業的投資基金組織,統一管理分散的民間資金,作為政府投資的有效補充,政府還應當盡快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加大對民間資本的監管力度,有效防止金融欺詐,降低金融風險。
(二)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渠道
直接融資主要指股權性直接融資,是公司的股東投資到公司的資本。
股權在不同的財產組織形式上有著不同的體現方式,具有資本融集速度快,流動性強的特點,對于中小企業來說是一種較好的融資選擇。由于股份是按股份公司的全部資本等額劃分的,它的實物表現形式就是股票,由于每一股份都是等額的且金額很小,使得小的投資者也能投資,為此,可以加速資本的集中。同時,股票經過批準后可以上市流通,流動性大,使得股票成為一種融資工具,發行股票可以籌集不用承擔償還風險的融資方式。為此,在拓展傳統的間接融資渠道的同時,要充分重視直接融資渠道的拓展。
要充分利用國內的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等融資渠道。中小企業國內上市基本上集中于深圳的中小企業板,自2004年6月成市,到2008年的四年多的時間里,累計已有上市公司270多家。對中小企業而言,公開發行上市,是迅速發展壯大的主要途徑。中小企業公開發行上市,有利于提高企業的自有資本的比例,改進企業的資本結構,提高企業自身抗風險的能力,增強企業的發展后勁;有利于企業進行資產并購與重組等資本運作;有利于股權的增值和企業整體市場價值的提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的規定,公司公開發行新股,應當符合下列條件:具備健全且運行良好的組織機構;具有持續盈利能力,財務狀況良好;最近三年財務會計文件無虛假記載,無其他重大違法行為。除了滿足上述條件外,還需滿足中國證監會規定的合規性要求,如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凈利潤均為正數且累計超過人民幣3000萬元;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累計超過人民幣5000萬元,或者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營業收入累計超過人民幣3億元;發行前股本總額不少于人民幣3000萬元;最近一期末無形資產(扣除土地使用權、水面養殖權和采礦權等后)占凈資產的比例不高于20%;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末彌補虧損。對于高科技領域中運作良好、發展前景廣闊、成長性較強的新興中小型公司,今年國內又推出了創業板市場,上市條件相比中小企業板有所降低,要求最近兩年連續盈利,最近兩年凈利潤累計不少于一千萬元,且持續增長;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凈利潤不少于五百萬元,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少于五千萬元,最近兩年營業收入增長率均不低于百分之三十,發行前凈資產不少于兩千萬元。對于符合上述條件的企業,應當抓住機遇,聘請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等上市中介機構,經過改制輔導、上市材料申報、中國證監會審核、路演詢價定價、發行上市等程序,向公開市場募集資金增強發展動力。
要積極開拓國際資本市場。中小企業國際資本市場主要集中于香港的創業板、美國的NASDAQ、英國的AIM、新加坡和日本等交易所。香港創業板市場設立于1999年,截
至2008年歷時九年,上市公司近300家;成立于1971年的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有5000多家,約有近2000家高科技公司;英國AIM市場自1999年發展進入正軌以來,已有上市公司1000家以上,近年來每年上市200家以上;新加坡SESDAQ市場也是170家左右;日本新興企業市場設立于1999年,至今上市公司130家左右。由于這些國際資本市場發展比較成熟,市場資金充裕,上市程序相對簡單、時間短、操作方便,因此近年來一些國內企業紛紛選擇國外市場上市,并且通過上市實現了自身的快速發展。對于國內快速成長、盈利能力強的企業,特別是有國際業務的企業,去海外上市也是一種良好的選擇。
(三)要繼續完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
記者注意到,清華陽光、日利達、輝煌等太陽能企業赫然在列,成為首批欲登陸深圳創業板的企業。而此前呼聲較高的皇明、桑樂、華揚、太陽雨等企業卻沒有列入。眼下,太陽能熱水器企業急于上市嗎?這些企業上市已經步入什么狀態?上市又能為相關企業帶來哪些幫助?記者展開了調查。
企業不缺錢?
揚州日利達太陽能董事長王惠余告訴記者,企業沒有上市計劃和打算,也根本沒有展開相關的籌備工作。他對于一些機構將其列入創業板上市候選企業也很意外。
“最近一段時間,經常有銀行、風投和證券機構打電話給我,我自己都不清楚。”王惠余向記者抱怨,并告訴記者,中短期內日利達無上市計劃。不過,對于上市給企業帶來的影響,王惠余坦言,企業并不缺錢,不需要通過上市融資。但上市對于企業的品牌和行業地位提升起到積極推動作用,特別是可以提升社會對這一行業的關注。
王惠余還指出,現階段“家電下鄉”政策已經拉開了對太陽能行業的洗牌與重組。這一輪下鄉的90多家企業都面臨著從“游擊隊”到“正規軍”的改造。
隨后,記者又致電江蘇輝煌太陽能公司營銷管理部長查國偉,他告訴記者,從未聽過上市一事。如果公司有這種計劃和目標,他也應該知道。不過到現在,公司內部都沒有類似的消息。他會向總經理金揚林了解后告知記者。截止記者發稿前,并未收到查國偉的回復。
此前,清華陽光太陽能公司總裁吳振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清華陽光已具備在創業板上市的條件,公司將適時選擇在創業板或主板上市。吳振一還透露,清華陽光進一步發展的資本方式有很多,除了股市資本,還有戰略資本、自籌資本。
江蘇華揚太陽能總經理助理于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公司此前就成立過上市領導小組,并與券商和機構有過接觸,還對公司內部管理和運營機制按照上市公司規則進行整改。但具體何時上市還沒有明確。于波坦言,企業不能為了上市而上市,應該清楚地明白上市后走向,特別是融資后企業能干什么,又能獲得怎么樣的發展平臺。這些問題一定要弄清楚。
而浙江美大太陽能副總張江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太陽能企業都不缺錢,沒有融資需求,上市干什么?但張江平對于上市后給企業帶來的行業地位提升等作用表示認可。他透露,目前美大現階段重點在農村,正在加大對鄉鎮經銷商的培訓和改造。
常州太陽寶公司總經理田增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公司并無上市計劃,對于此事公司董事長殷建平在考慮。就上市一事,記者還采訪了江蘇太陽雨能源集團董事長徐新建,截止發稿前,徐新建并未就此事回復。不過,此前徐曾向記者透露,早在多年前就有海外投資機構聯系過他,但公司目前不會考慮引進風投或上市,先將企業做大。
資本不看好?
日前,山東桑樂向媒體透露,英國渣打銀行已與公司簽署協議,雙方將在資本層面展開戰略合作。而在今年初,同處山東的太陽能企業皇明也曾獲得了美國高盛投資銀行和鼎暉國際1億美元的風投。多年前,力諾集團通過借殼“雙虎涂料”成功上市,成為國內首個太陽能熱利用概念股,后改名力瑞太陽。不過,由于力瑞太陽的主營業務還在太陽能玻璃管的制造與銷售,并非太陽能整機產品上。
記者獲悉,近年來一些太陽能熱水器企業的快速發展和崛起,受到了眾多投資機構的關注。不過,在一些投資機構對太陽能行業進行走訪后發現,太陽能熱水器行業發展前景較好,但產品技術含量低、行業進入門檻低,商業模式不具備獨創性,很容易被大面積復制。
不過,目前已成行業領頭羊的桑樂、太陽雨等企業,由于已初具規模化擴張的優勢,而且擁有較高的經營利潤,仍受到了投行的青睞。此外,一些企業還在積極進行產品線的擴張和升級,從熱水器逐步開始向熱發電、集熱供暖設備、綠色建筑部件集成等領域擴張。
不過,與光伏產業相比,太陽能光熱企業受資本的關注度明顯較弱。行業觀察家冷躍進表示,在資本市場上,太陽能光熱企業是“起了大早、趕了晚集”。光伏產品發展不過短短幾年便成為資本市場的寵兒,關鍵就是其科技含量高。同時,與光熱企業生產的產品多是節能應用型相比,光伏產品則屬于節能開發型,兩者的應用層次和受眾相差較大。 冷躍進指出,資本市場對于太陽能光熱企業還是缺乏了解,這個行業不只造熱水器,這個行業也并非只是皇明一家,近年來一些企業的發展勢頭非常迅猛,并在企業內部構建了相關完善的管理體系和管理機制,產業制造水平也在不斷提升。
【新聞鏈接】創業板的四道門檻
中國證監會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在創業板上市管理暫行辦法》中,對創業板上市公司設置四道門檻。第一、企業兩年凈利潤不少于1000萬元;第二、企業總股本不少于3000萬元;第三、企業的主營業務突出;第四、公司治理嚴格。
據了解,創業板上市公司需最近兩年連續盈利,且最近兩年凈利潤累計不少于1000萬元,持續增長,或者最近一年盈利,凈利潤不少于500萬元,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少于5000元,最近兩年營業收入增長率均不低于三成。
關鍵詞:個人理財;私人銀行;業務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2)01-0046-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1.12
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中國銀行業在個人財富管理領域的資產規模,已從2005年末的2000億元人民幣猛增至2010年末的1.7萬億元人民幣。另外,2011年6月,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的調研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的數量已超過100萬個,比2009年增長了31%,僅次于美國和日本[1] 。面對如此龐大的個人高端客戶市場,國外一流商業銀行早已捷足先登,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開展私人銀行業務(見表1)。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末,已有16家外資銀行機構在中國開展私人銀行業務,包括瑞銀集團、花旗銀行、匯豐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他們憑借先進的管理理念和信息技術,以及在人才和經驗上的優勢,迅速搶占我國個人高端客戶市場。而國內私人銀行業務剛起步,缺乏實踐經驗、管理經驗和高端人才,相對于國外一流的私人銀行,國內商業銀行在人才、經驗和技術等方面還有較長的路要走。本文描述了國內私人銀行的發展現狀,總結了瑞士瑞銀集團、美國花旗集團和英國匯豐銀行私人銀行業務的發展經驗,指出國外私人銀行發展經驗對國內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的啟示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國內商業銀行私人銀行業務的發展現狀
私人銀行是指銀行專門為高端富裕客戶提供的一種私密性極強的服務,包括為客戶量身定制投資規劃、財務規劃、私人財富管理等一攬子高層次的金融服務和其它高附加值(高爾夫球賽、藝術品鑒賞、貼身商務秘書、財富沙龍等)的非金融服務。據貝恩的《2009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可投資資產1000萬元以上的富豪將達32萬人,資產規模逾9萬億元,分別比2008年增加2萬人和1萬億人民幣的資產。而在2010年胡潤財富報告中指出,中國境內富裕人士(資產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有894800人,最多的省市是北京、廣東、上海三地,共有418000名富裕人士,占全國的46.71%。面對如此巨大的個人高端客戶市場和國外私人銀行的激烈競爭,國內商業銀行加快了私人銀行業務發展步伐,自2007年中國銀行率先在北京、上海兩地設立私人銀行開業以來,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私人銀行等相繼設立(見表2)。雖然國內私人銀行起步較晚,但國內私人銀行客戶增長速度快。截至2010年末,中國工商銀行的私人銀行客戶已超過1.8萬個,管理的資產超過3543億元人民幣(見圖1),當年盈利近壹億元人民幣,位行業第一[2]。但由于國內“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體制限制商業銀行直接從事證券、保險、基金的經營活動,使國內私人銀行產品和服務創新受到限制,再加上人才、技術和經驗的缺乏,使國內商業銀行私人銀行業務的發展存在較大的瓶頸,需借鑒國外私人銀行成熟的管理模式和成功的經驗,促進國內商業銀行私人銀行業務快速發展。
二、國外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的經驗
私人銀行起源于16世紀的瑞士日內瓦,形成于18世紀工業革命后的英國,發展于20世紀的美國,在國外的發展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目前,全球私人銀行業以日內瓦、蘇黎世、倫敦、紐約、新加坡和香港等為中心,已形成歐洲、北美和亞太三大主要區域市場。據財富管理咨詢機構Scorpio Partnership發表的年度研究報告稱,2007年全球私人銀行業共管理著約17.4萬億美元的資產,2008年共管理著14.5萬億美元的資產,其中,瑞銀集團(USB)私人銀行財富管理額自2004年以來一直在1萬億美元以上,名列第一[3]。此外,瑞士信貸、摩根大通私人銀行、花旗集團私人銀行、匯豐私人銀行等近年來在全球私人銀行評選中均名列前茅。國外私人銀行已形成經營管理品牌化、服務方案個性化、業務發展多元化、區域布局全球化等一整套成熟的發展經驗。
(一)瑞銀集團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經驗
瑞銀集團(UBS)正式成立于1998年6月,由瑞士聯合銀行和瑞士銀行公司合并成立,兩年之后兼并了美國的證券經紀商普惠,總部設在蘇黎世,其開展私人銀行業務已有140多年的悠久歷史,管理著來自全世界富裕客戶的投資資產超過1萬億美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銀行。2009年的私人銀行業務收已超過100億瑞士法郎,達到108.27億,對集團稅前利潤的貢獻超到30%。其業務發展主要有以下措施:
1.重視客戶細分,提供差別化的產品和服務。為了最大限度地體現私人銀行的特點,充分滿足客戶需求,在服務中挖掘客戶為銀行創造價值的能力,瑞銀集團按客戶在客戶關系管理系統中的資產總值情況把客戶分為關鍵客戶、高凈值客戶和核心富裕客戶三個不同層級。其市場細分標準為:5000萬元瑞士法郎以上稱之為關鍵客戶(Key Client),200萬到5000萬元瑞士法郎稱之為高凈值客戶(HNW Client),50萬到200萬元瑞士法郎稱之為核心富裕客戶(Core Affluent),并根據客戶層級的不同配備不同層級的客戶經理進行維護,每個客戶經理大約維護50名客戶。由于瑞銀集團客戶關系管理系統技術先進,細分客戶科學合理,使客戶經理的服務更加具有針對性,充分考慮客戶自身的具體情況,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和差別化服務,并與客戶之間建立密切的關系,大大提高了客戶對銀行的忠誠度和信任度。
2.重視服務細節,為客戶提供人性化的服務環境。私人銀行業務是一種綜合性的財富管理活動,需要客戶與私人銀行財富顧問或客戶經理進行充分的溝通和交流,商榷財富管理服務方案,體現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瑞銀集團非常重視服務細節。在瑞士,瑞銀集團共有110家財富管理中心,布局充分考慮了歷史因素和客戶偏好,最大限度地覆蓋私人銀行客戶。另外,瑞銀集團在會談區域設計上根據不同客戶的偏好設計了大小不一的會談室,并配備可直接錄入投資組合執行指令的電腦,方便客戶在溝通過程中即時做出投資決策,同時配備了全程錄音電話、互聯網等方便客戶與財富顧問之間的溝通,為客戶營造人性化的服務氛圍。
3.重視團隊合作精神,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瑞銀集團的私人銀行客戶服務團隊包括客戶經理團隊、財富顧問團隊以及理財專家團隊。在三個團隊的密切配合和統一的服務流程控制下,團隊成員為客戶提供高效、優質、全面的理財服務。每個機構的客戶經理團隊數量由私人銀行客戶量的多少來決定,每一客戶經理團隊由客戶經理主管、客戶經理、客戶經理助理組成。財富顧問團隊和理財專家團隊成員主要分布在私人銀行業務的產品和服務部,配合和支持客戶經理團隊為客戶提供專業的財富管理解決方案。此外,為了及時更新業務知識,瑞銀集團每年都會投入大量資金為客戶經理、財富經理進行培訓,不斷提高私人銀行客戶服務團隊的綜合素質和專業勝任能力。
4.優化服務流程,重視客戶體驗。圍繞為私人銀行客戶提供個性化服務的解決方案,瑞銀集團優化并設計了結構清晰的財富管理咨詢流程,并在全球統一執行,讓客戶享受到持續、一致的服務體驗。其私人銀行客戶服務流程共四步:第一步是了解客戶基本情況和服務需求,分析客戶特征;第二步是從最好的、可供選擇的產品和服務中進行甄選,為客戶設計出符合其自身特點的理財方案;第三步是與客戶就實施建議的內容進行溝通以達成共識,為客戶提供最優解決方案和投資策略;第四步是實施服務方案,及時向客戶提供關于財富管理既定目標的實現情況,定期回顧方案實施效果。服務流程的優化,大大提升了客戶體驗效果。
5.重視各業務條線間的合作,確保整體利益最大化。瑞銀集團的業務結構是“大私人、小零售”,實施了“一個企業”的戰略,將整個集團整合為私人銀行、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三大業務條線,并集中統一了中后臺支持。在客戶細分標準問題上,如果涉及在客戶升降級管理方面和私人銀行部門與其他部門的利益沖突或利益分配問題,各部門均以注重客戶自身感受為前提,制定相應的制度作保障,特殊情況下,由高層介入完成客戶升降級的平滑過渡。集團注重的依舊是客戶的利益,同時對于客戶而言,升級意味著可以得到更專業更個性化的服務,降級意味著從一個高端客戶群中的低端客戶成為一個低端客戶群中的高端客戶,受關注程度會發生改變。通過部門間的合作理順了客戶介紹、產品交換、業務間的配送服務,實現了跨部門、跨區域銷售,從而為客戶提供了更豐富、更便捷的服務,有效地提高了整個企業的收入,保證整體利益最大化。
(二)美國花旗集團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經驗
花旗銀行前身是1812年6月16日成立的紐約城市銀行。經過將近兩百年的發展,現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國際性銀行,也是世界上開展個人金融業務規模最大的銀行,2001年2月5日,原有的花旗銀行私人銀行宣布正式更名為花旗集團私人銀行,它在世界30個國家的私人銀行客戶提供個性化的財富管理服務,包括資產組合管理、資產分配、投資與借貸服務、對沖基金、現金與資產組合管理、退休金規劃、教育規劃和遺產規劃等,2010年其私人銀行業務凈收入為14.44億美元,資產回報率超過60%。其業務發展經驗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投資產品豐富。花旗集團私人銀行為客戶提供的產品主要以集團自主研發的產品為主,另外還有與其它機構合作研發的替代品、衍生品等,涵蓋消費、信貸、投資、保險和資產管理等金融產品和服務,形成一個開放的產品體系。針對客戶的不同需求,設計個性化的產品組合,強調投資收益的穩定性和持續性,而不刻意追求高收益低風險的賣點。
2.私人銀行業務與傳統業務相分離。花旗集團設立的私人銀行業務與傳統的零售銀行業務相分離,并在2004年與美邦全球股票研究部和美邦全球私人客戶集團組成花旗銀行全球財富管理部,與其全球消費金融集團和公司的投資銀行部構成三個主要部門,憑借三個部門的規模、實力和經驗,以及全球頂級的財富顧問為高端客戶提供集中、高級、綜合的金融服務。
3.全方位的優質服務。花旗銀行將自己標榜為全球性銀行,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分支機構,其利用自身的網絡優勢為客戶提供全面周到的環球金融服務。花旗銀行重視客戶信息的收集和維護,使用先進的客戶信息管理系統實現客戶信息全球共享。在全球花旗銀行的所有網點都能夠及時掌握所有客戶的最新動態,隨時可以根據客戶需求提供對賬單,并且標有顧客姓名及號碼的花旗銀行卡可以當場制作出來,客戶可以隨時使用網上銀行或電話銀行管理自己的賬戶。另外,花旗集團私人銀行還為客戶提供包括預定酒店和機票、天氣交通咨詢、醫療、購物、餐飲、健身等非金融服務。
4.差別化的服務手段。為最大限度地滿足客戶的差別化需求,挖掘私人銀行客戶的價值,花旗銀行在進行客戶細分的基礎上不斷加強內部授權,及時制定適應市場變化的理財產品,其所有的工作都以滿足客戶需求為出發點,進行客戶細分、產品細分、崗位細分,根據客戶的年齡、性別、地域、偏好、職業、受教育程度、收入、資產等標準進行細分,實施有效的市場定位,針對不同層次的客戶提供適合他們需求的差別化產品和服務。
5.量化考核業績。花旗銀行私人銀行對財富顧問和客戶經理的考核,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業績考核機制,質、量并重,其不僅重視業務量的增長,而且更加關注質的變化。業務質量考核不僅包括客戶貢獻度因素,而且包含服務質量、風險控制、客戶忠誠度等,考慮非常細致和周到。針對不同級別的財富顧問和客戶經理,花旗銀行分別制定各有側重的考核標準,以定量為主,量化考核,注重銷售業績,使考核客觀、公平,促進其私人銀行業務的快速發展。
(三)英國匯豐銀行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經驗
匯豐銀行(HSBC)正式成立于1991年,總部設在倫敦,其前身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和金融服務組織之一,目前在歐洲、亞太、美洲、中東和非洲的76個國家和地區有超過9800家機構,全球雇員28.4萬名,其經營理念是“全球服務,當地智慧”。匯豐私人銀行曾被《歐洲貨幣》評選為“環球資產豐厚客戶之最佳信托服務供應商”和“高資產人士/零售對沖基金最佳供應商”。在中國,匯豐私人銀行目標客戶是擁有1000萬美元凈資產,其中可投資資產在300萬美元以上的高凈值客戶,開戶時最低存款金額為100萬美元。其發展經驗有以下幾點:
1.實施品牌發展戰略。匯豐私人銀行從一開始就注重品牌運作,創立“運籌理財”和“卓越理財”兩個品牌,通過綜合運用其離岸業務和在岸業務,幫助客戶進行財富保值增值、納稅統籌、遺產規劃、信托理財等服務,為高端客戶進行財富管理。
2.全面周到的客戶服務。成為匯豐私人銀行的客戶,可以享受匯豐銀行提供的以下服務:一是24小時服務。客戶無論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只要有需要,總能獲得匯豐銀行為其提供24小時電話熱線服務,帶給客戶與眾不同的當地智慧以及緊急支援服務。二是環球支援。客戶無論出國工作或移居海外,其將會協助客戶開立海外賬戶,獲得個性化的海外信用支持和電子銀行服務。三是尊貴禮遇。匯豐私人銀行為客戶提供一系列優惠的存貸款利率、免費服務和高附加值的非金融服務,讓客戶獲取與眾不同的尊貴禮遇。
3.專業的財富管理服務。匯豐銀行私人銀行擁有處理客戶專業領域業務需求的專家團隊,設有媒體、造船、鉆石、珠寶等行業客戶服務團隊,其客戶經理會在充分了解客戶需求的基礎上,進行行業發展趨勢分析,根據客戶需求、目標和發展規劃,結合客戶風險承受能力,為客戶提供的財富管理方案,幫助客戶實現財富管理目標。
4.因地制宜的全球化服務。匯豐銀行的機構遍布全球,其客戶群體的習俗文化差異很大,但匯豐銀行私人銀行更強調當地特色,建設完全符合經營所在地的人文習俗的財富管理方案。比如,匯豐銀行設計對伊期蘭教徒的服務方案,在世界各地提供符合伊斯蘭教義的產品和服務,使離岸金融服務本土化,實現“當地銀行”的戰略目標。
5.產品豐富多樣。匯豐私人銀行為客戶提供的金融產品豐富多樣,僅就投資理財產品來說,包括賬戶服務、銀行卡服務、貸款服務、保險服務和投資服務五大類,種類繁多,內容全面。其中,保險服務包括了旅游萬全保、家居萬全保、樂安居供樓保障、辦公室萬全保、意外萬全保、生活萬全保、醫儲全保、目標儲全保、定期人壽等保險類型;投資服務包括證券投資服務、單位信托投資基金服務、外匯市場投資服務、股市指數投資服務、住宅物業投資服務、黃金投資服務、市場咨詢服務等,基本涵蓋了債券、基金、股票等資本市場投資,以及房產、物業等不動產投資和收藏品、藝術品等投資。豐富多樣的產品擴大了客戶的選擇空間和投資品種,為服務方案的設計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三、國外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的經驗啟示
隨著超級富豪階層的產生和壯大,國內私人銀行業務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也將成為國內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為了加快業務發展,為客戶提供更好的私人銀行服務,國內商業銀行需要借鑒國外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的經驗,從私人銀行經營管理品牌化、客戶關系管理系統化、金融服務個性化、從業人員專業化和客戶服務全球化五個方面來發展完善。
(一)經營管理品牌化
國外私人銀行非常重視品牌的發展,注重品牌效應,用心打造私人銀行品牌,不斷增加品牌的價值和影響力,如花旗銀行的“CitiGold花旗財富管理”、匯豐銀行的“卓越理財”、荷蘭銀行的“梵高理財”、渣打銀行的“優先理財”等著名品牌,為其私人銀行的發展樹立了很好的品牌效應。只要客戶對品牌有較高的認知度和信任度,就會產生較高的忠誠度和貢獻度。理財品牌的樹立和發展,不僅有利于客戶維護,更有利于客戶拓展。因此,國內商業銀行私人銀行需要整合各種資源,創建自己的經營管理品牌,實施品牌發展戰略。
(二)客戶關系管理系統化
目前,國際一流的商業銀行都使用數據庫技術進行客戶關系管理(CRM),其信息技術支持和數據管理平臺十分強大,客戶信息化管理程度很高,客戶信息收集非常全面,客戶關系管理系統化。商業銀行通過客戶關系管理系統,對客戶群體進行市場細分,利用客戶數據庫、數據挖掘技術對客戶信息進行全面管理和深度分析,實行差別化的私人銀行服務。對于已有的存量客戶,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明確市場定位,以個人高端客戶為主要目標,通過先進的財富管理分析軟件對客戶進行分析,并為其提供個性化的財富管理方案。為了更好地進行客戶關系管理,國內商業銀行私人銀行需要實現客戶關系管理系統化,完善客戶信息管理,深入挖掘客戶需求,使服務更加有針對性,符合甚至超出客戶預期。
(三)私人銀行服務個性化
在國外,大部分金融機構均采取混業經營方式,私人銀行提供的財富管理包含證券投資、外匯投資、保險投資、黃金投資等多元化組合,滿足客戶多方面的投資理財需求。國外私人銀行客戶經理或財富顧問會根據每個客戶的不同特點,為客戶提供現金賬戶、支票支付、匯款、信用卡、個人貸款、證券咨詢與交易、投資咨詢與管理、不動產管理、信托、捐贈、個人稅務策劃、納稅咨詢、家庭生活、旅游、子女教育基金、退休計劃等不同組合的個性化金融產品和服務,滿足不同客戶的不同需求。目前,國內商業銀行私人銀行業務受分業經營管理體制的制約,產品與服務創新受到限制,同質化嚴重,多元化、差異性的服務不顯明,客戶的財富管理需求很難得到滿足。國內商業銀行私人銀行需要以客戶為中心,轉變服務觀念和方法,加強與保險、證券、信托等機構的合作,為私人銀行客戶量身打造優質的金融服務方案,提供個性化服務。
(四)從業人員專業化
國外一流商業銀行特別注重私人銀行員工的綜合素質,對私人銀行的財富顧問和客戶經理設置了非常高的準入門檻,實行嚴格的資格認證準入制度。例如,美國花旗銀行的財富顧問要求持有財務規劃師(CFP)、注冊金融分析師(CFA)證書或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證書中的一種或多種,而英國匯豐銀行要求其私人銀行客戶經理擁有財務規劃師(CFP)的資格,渣打銀行要求每位理財經理擁有倫敦證券學院的專業資格等。另外,國外一流商業銀行的私人銀行專職員工除了要求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良好的職業道德規范和溝通協調能力外,在從業之前還要通過行業協會一系列的考試。只有通過考試,取得認證之后,才能加入私人銀行從業人員隊伍。目前,國內商業銀行私人銀行從業人員還沒有統一的準入標準,相關的考試認證有AFP(金融理財師)、CFP(國際金融理財師)、RFP(注冊財務策劃師)、CFC(注冊財務顧問師)、CWM(特許財富管理師)等,其中AFP和CFP認證在行業內認可度最高。國內私人銀行需要規范從業人員管理,推行持證上崗制度,使從業人員專業化。
(五)客戶服務全球化
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信息技術的不斷完善以及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發展,個人高端客戶資產分布全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信息傳播的及時性與信息資源的共享性打破了國內傳統金融服務的牢籠,全球正邁向金融無國界的大道。國外私人銀行服務已不再局限于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而是將其擴展到全球范圍,如花旗銀行、瑞士銀行、匯豐銀行等的個人理財服務遍布全球各地。在國內,隨著國際交流和國際合作越來越多,居民出國留學、出國旅游以及海外移民越來越頻繁,私人銀行客戶對跨國金融服務需求越來越普遍,國內私人銀行需要與時俱進。一方面,要加強與各國商業銀行進行合作,通過參股控股、并購、設立等方式提供海外金融服務。另一方面,要加快電子銀行業務的發展,通過電子銀行渠道為客戶提供全球化的金融服務,使國內私人銀行服務全球化。
參考文獻:
[1]曹彤,張秋林.中國私人銀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經過連續數年的高速發展,國內券商的研究工作整體上了一個臺階,證券研究對證券公司的支持作用得到充分體現,證券研究部門日益成為券商的戰略性部門。未來券商的幾乎所有業務領域都必須有強大的研究力量的介入才能順利開展,研究品牌在開展業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來新崛起的券商,往往是證券研究力量較強的券商,即能夠通過研究力量對業務部門的滲透來培育核心競爭力的券商。但與國外券商相比,國內券商的研究質量、研究水平相距甚遠。國外大券商從拓展業務的初期對目標國家的宏觀經濟、市場狀況的調研,以及其后的產品設計、業務創新,無不以強大的研究實力做后盾,可以說研究能力無論在開展國內業務還是國際業務都已成為第一競爭力。
從加強產品創新與業務創新看,目前我國券商的產品大同小異,沒有形成差異化服務,而爭取客戶的關鍵是提供個性化服務。通過中外合資合作證券公司我國券商可以開展新業務,諸如為境內客戶的外幣資產做投資顧問,結合為境外客戶境內投資,進行全方位的資產管理,或是加強對全球證券市場發展的最新研究,結合我國國情,不斷設計開發注重實務性的金融新品等等,增強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同時創立自己的特色服務。國外券商開展國際業務數十年的實踐證明,全面出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低效率的,券商應當宏觀判斷自身的優勢和不足,根據各項業務的進入成本和投資回報,相應調整向不同業務領域的投入,力求達到最佳的業務構成,突出自己的經營特色。
外資進軍我國證券市場模式綜觀國外大券商的發展史,可以發現其拓展國際業務的一些顯著特點:
(1)立足國內,放眼世界。國外券商首先在本國金融中心確立地位,通過內部發展和外部戰略性收購建立起強大的服務能力,增強公司綜合實力;然后以國際金融中心或區域性金融中心為重點,設立境外分支機構,實施全球化發展戰略。
(2)拓展國際業務,研究先行。上述各大券商成功拓展國際業務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他們都擁有一支強大的研究隊伍,并以某個領域獨具一格的研究特色而知名。美林證券在全美證券公司研究力量的排名中位居首位;投資研究則是高盛公司增長最快的業務,來自證券分析師、經濟學家、戰略家的意見賦予了公司巨大的銷售力;摩根斯坦利同樣具有獨立和優秀的研究力量。券商的專業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券商的專業水準。這些券商在開拓國外業務之前,廣泛收集有關目標國家的宏觀經濟、市場狀況與產業前景等方面的資料,在此基礎上派遣相關專家前往當地進行調查研究。
(3)創新貫穿始終。各大券商在拓展國際業務時,無論在初期還是后期,無論是開展業務的方式、策略,還是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都滲透著業務創新與產品創新;而業務創新與產品創新提高了服務客戶的質量,擴大了服務客戶群體,也就往往導致國際業務范圍的擴大與程度的加深。
(4)從開展國際業務的方式看,收購兼并起著主要作用。開展國際業務有兩種形式,一種在國內開展國際業務,另一種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開展業務。隨著金融服務業全球化的推進,各大券商認識到,公司不但應具有強大的跨國服務能力,同時也必須在全球各地直接設立分支公司,以減少環節,降低成本。綜觀國外大券商設立分支機構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設立分支機構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進行購并。
(5)拓展國際業務服從全球戰略。券商在拓展國際業務時,首先制定了一個合理可行的全球發展戰略。以公司的長遠利益為目標,以業務拓展為導向,加強對國外資源的購并整合。各大券商拓展國際業務并非單單為了擴大規模,其每一次擴張、每一次購并都服務與服從于其全球發展戰略。而公司的各業務機構和各業務層次也都服從于該戰略,相互配合與協調,達到資源配置的優化。
(6)在拓展國際業務的同時,保持自身的鮮明特色。國外大券商根據自身的優勢和經營風格,重點發展特色業務。這些老牌的投資銀行盡管大力進行國內外的兼并活動,以便擴大經營范圍,增強服務能力,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出售部分非核心資產,使主要業務更加突出,重點業務領域仍然十分明確。
(7)在擴展國際業務時密切注意防范風險。券商業務國際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其加速成為“金融百貨公司”的過程,業務的多元化導致了收入來源的多元化與分散化,有利于券商風險的分散。但是,經營的國際化與業務的多元化本身也導致新的風險。
根據外資拓展國際業務的特點,故外資進入我國證券行業可能采取兩種策略:一方面與大的、市場占有率高的券商進行技術性合作,廣泛收集我國的宏觀經濟、市場狀況與產業前景等方面的資料,并派遣相關專家參與合作研究,對我國市場進行深入的調研,了解我國的宏觀經濟、資本市場情況,制定發展戰略。
另一方面,與中小券商進行合作的目的是為了物色目標進行戰略性收購。外資券商設立分支機構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進行購并,但目前由于我國政策上有所限制,故國外大券商在正式開放前,先物色目標進行前期合作,一旦機會成熟,即加強控股,進行兼并收購。
外資進入帶來的發展契機外資進入后雖然帶來了很多不利的影響,但同樣給國內證券商帶來了發展的契機。外資的加入必將導致證券服務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資源重新優化配置,這就為國內證券公司拓展業務和進行各種創新活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國內證券公司進行兼并、重組的機會大大增加。外資進入后,國內券商行業的競爭將會加劇,經濟實力差、風險管理能力弱的證券公司將可能被淘汰,證券業重新洗牌,市場集中度會進一步提高。國內證券公司經過新一輪兼并、重組之后,無論在規模、專業化經營或是風險管理能力上均會得到極大的提高,這對它們走向國際資本市場的大舞臺,加入到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競爭中去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國內券商和境外金融機構交流與合作的機會進一步增加。國內券商和境外金融機構交流與合作的機會將進一步增加,通過與境外金融機構聯手組建中外合作基金、境外金融機構參股國內證券公司,將有助于加強國內券商的競爭力和風險管理能力,有利于后者更好地借鑒和掌握國際金融業先進的經營方式和風險管理經驗,及時了解和掌握國際金融業的發展情況和金融創新情況,加快我國金融創新的步伐;組建中外合資證券公司可以提高國內證券公司的總體業務經營水平;提供國內證券公司走向國際資本市場的有效途徑;增強國內證券公司的綜合競爭力。
外資進入為國內券商進入國際證券市場提供了契機。根據對等互利原則,我國證券業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外國證券市場也將對中國證券機構開放。將根據對等互利原則,我國證券業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外國證券市場也將對中國證券機構開放。對我國而言,證券業的市場規則、金融品種、公司運作、信息披露、股權結構等逐步將要依照國際市場的慣例和規則進行,這有利于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對接。證券業將向著市場化、規范化和多功能化的國際證券發展大趨勢挺進。可以預見,隨著國際市場對我國股票需求的迅速提高,預托憑證業務得以進一步拓展,這就為國內證券經紀業務提供了一個走出國門的機會;同時,加入WTO后,國內企業籌資的空間將進一步拓寬,證券境外發行業務也越來越多,也為國內券商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國內證券公司面臨拓展業務提升競爭力的大好機會。我國證券業在組織體系上將直接定位于“公平競爭”的市場格局,從而徹底打破地域界限和行政呵護的傳統行業模式,有利于國內券商管理體制的更新,管理水平的提高,券商技術手段、業務方式和服務品種的創新以及券商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方法的改進,促使國內券商更新觀念,以市場需求為直接取向,不斷優化重組,步入規模化、集約化的國際發展軌道。同時,入世將促使國內資本市場的國際化,因而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可以選擇到國外上市和發行債券,而國外的企業和國內的外資企業也可以選擇到國內資本市場進行上市融資和債券籌資,再者,國內的金融衍生產品市場也將得到發展,為國內券商拓展業務提供了大好機遇。從長期來看,外資進入國內資本市場后,證券市場的規模將進一步擴大,將大大促進各類創新業務的發展。
國際化進程中的策略選擇在合資中注意控制權和品牌由于有關政策限制和國內市場成熟度不夠,“入世”后外資機構將首先以金融服務提供者的身份進入證券市場,短期內海外金融資本大規模進入我國證券市場的可能性很小。海外券商進入我國市場后,有的無償向有關部門提供咨詢,有的贊助國內各類證券研討活動,有的積極與國內券商合作提供技術支持,有的則以紐約、香港等國際和地區性金融中心為基地,積極爭取國內企業的并購和上市項目。國外券商在中國的這些活動雖然短期內不會有利益回報,但長期看,每一項活動都是有目的并且具備潛在商業價值的。因此,在將來合資證券公司當中,控制權問題將成為雙方討價還價的焦點,誰擁有更多的控制權,誰的積極性就越高。在合資的初期,中方擁有控制權,但三、五年以后,外方肯定會要求增加管理控制權。到時,中方可根據合資企業的運行狀況、雙方合作的和諧程度、國家的產業政策、證券行業的發展狀況等因素審慎作出決定,也可以在初始的合資合同中對這一問題給予明確的規定。另外品牌也非常重要。一個企業要持續發展,并在行業中保持領先地位,必須擁有核心業務,即品牌優勢,而且要不斷對其品牌賦予新的內容。證券公司的發展壯大,亦要走品牌之路。世界著名的券商,盡管經營廣泛,但都有一項或幾項獨具特色的業務,在業內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他們靠自己的品牌贏得了客戶的信賴,獲得了良好的經營效益。
慎重選擇合作對象按照區域劃分,境內券商選擇合作的外資券商可分為三類,即歐美券商、日本券商和港臺券商(包括中銀國際等有中資背景的券商)。
歐美券商,特別是大券商,數量多、規模大、實力強,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處于領導地位。他們可以根據客戶需求,提供多樣化、專業化的商品和服務,并且有全球的客戶來源和銷售網絡,還具備強大的新產品開發能力,對金融衍生產品及金融工程的運用非常成熟,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務。選擇歐美券商合作,可以學習國際資本市場上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有利于合資公司的市場化運作,提高境內券商的市場競爭力。但在文化觀念、價值觀念上可能會產生比較大的摩擦和沖突,合資公司的內部整合相當困難。
日本券商的規模和實力與歐美券商相當,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也容易溝通,但日本的主要證券業務長期被野村證券、大和證券、日興證券等幾大券商壟斷。大券商通過集團化(如野村的相模會,大和的七星會,日興的親興會),將中小券商納入自己的系列內,大多數的中小券商業務空間十分狹窄。境內券商可以選擇的合作伙伴只有野村、大和、日興三家,選擇的余地比較小。
大陸券商與港臺券商合作,雙方易于溝通,在合資公司的內部整合上相對比較容易。港臺券商與歐美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券商相比,實力仍然相當弱小,臺灣所有券商的資產總額,尚趕不上美林證券一家。證券市場上的新金融產品也只有認股權證、股指期貨、可轉換債券、開放式基金等品種,與歐美和日本相比有相當大的差距。港臺券商的業務范圍以臺灣、香港為主,兼顧大陸(大陸業務主要是B股和大陸企業在香港創業板上市)在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業務網絡很小,國際金融操作經驗不足,知名度不高。因此,對于國內的一些大券商,由于他們積累了相當的國際化經營經驗,在海外已經設立了一些業務網點,他們應該選擇歐美和日本的大券商進行合作,對于大量的國內中小券商來說,由于自身實力的限制,可以選擇港臺券商進行合作,也可以選擇有單項業務(如經紀、承銷、基金管理等)優勢的歐美證券經營機構進行合作。注意合作方式的選擇可能的合作方式有三類:一是技術合作,包括信息技術、業務指導、管理咨詢和人員培訓等內容。二是管理合作,中方讓出部分或全部管理權,直接聘用外方職業經理人員,建立新的管理和經營機制,聘請外方代為經營各項業務。三是股權合作。股權合作就是組建中外合資證券公司,是一種更加緊密的、深層次的合作。
根據合資層次的不同,股權合作可進一步劃分為三種方式:①總公司層面的合資,②單項業務層面的合資,③組建全業務合資子公司。總公司層面的合資是在總公司層次引進外資股東,這樣有利于增加公司的注冊資本金和資金實力;或者總公司原有股東出讓部分股權給外方,這只是股東結構的調整,不會增加資金實力。單項業務層面的合資是券商分拆一部分業務及相關資產,與外資共同組建一家新的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證券公司。全業務合資子公司是國內券商和外方各出一部分資金組建一新的可開展全面證券業務的子公司。
一般而言,先進行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合作后進行股權合作較為合適。因為一是需要待政策明朗;二是雙方了解與磨合需要一個較長時間。
進行單項業務合資更為可行和有利。目前我國券商的股權較為分散,不少券商最大股東的股權比例一般都不超過20%,因而,如果在總公司層面上引進股權比例超過25%的外資股東,很難獲得中方股東的認可。如果組建單項業務子公司,則很容易解決這一問題;如果組建全業務合資子公司又必將導致母公司與合資公司之間同業競爭,而且所需投入的資金量較大。
合作的重點可放在投資銀行業務、證券咨詢和基金管理業務。投行業務、證券咨詢是最具有國際性的業務,且除證券發行承銷以外,收購兼并、財務顧問、資產證券化等業務均沒有發展起來,通過與實力較強的外資券商合作可開拓這一領域的業務。基金管理業務剛剛興起,也有必要借鑒國外經驗。目前,我國尚沒有開放A股的經紀業務,組建合資經紀業務公司的可行性不大。
合資方數量不宜太多。引入較多的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合資方,有可能實現多方的優勢互補,有利于開拓多方市場,但過多必然會大大增加管理、協調和磨合的難度。不同券商根據自身條件,確立不同的發展策略(1)經紀類券商重點發展專業化業務、網上業務證券經紀業務目前由買方市場全面進入賣方市場,隨著傭金自由化的趨勢、證券監管的加強、長期投資理念的確立、機構投資者逐步占據主導地位、混業經營的趨勢和IT行業的介入的一系列變化,傳統證券經紀業務運作模式面臨挑戰。經紀類券商的業務模式也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從粗放式經營向專業化、細分化經營的業務模式過渡。在服務對象上以面向特定客戶為主,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對特定客戶群實現專業化服務,重點發展鄉鎮等市場。在交易方式上以采取現場和非現場交易結合,交易手段上重點發展網上交易,從有形化向虛擬化轉變。在服務方式上以滿足客戶資產增值為目標,使客戶獲得與經濟增長相匹配的投資回報。在這種市場細分、服務專業化的業務模式下,針對成為券商經紀業務生存的基礎,交易手段多樣化成為生存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