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03 16:44:4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
前幾年一直說，中國經濟存在著內外失衡，內部失衡主要表現在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消費需求不足依然存在。這種情況使得我國GDP的持續平穩增長缺乏內在動力。過去30年我國GDP一直保持著10%左右的高速增長，但因為消費需求不足，一直缺乏內在動力。前幾年我們是依靠出口導向政策，用對外出口來彌補國內的消費需求不足，維持了比較好的增長。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因為全球金融危機，連續幾年出口受限，出現了經濟下行趨勢。2009年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把增速又拉起來了，但需求不足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從2009年到2010年，經過一段時間，由于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所引起的一些消極的后續效應開始顯現，主要標志之一就是資產價格劇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和泡沫出現，另外就是消費物價指數的上升。這導致一個兩難狀況，一方面是內在動力不足，想要維持比較高的增長率，就需要有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首先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撐增長速度。但另一方面，貨幣超發的后續后果顯現出來了，又不能繼續用擴張性的政策來支持增長。
碰到這種情況，首先需要研究這種現象的實質到底是什么。從2008年開始，我們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通常用所謂“三駕馬車”的說法，認為今后中國經濟怎么走就看“三駕馬車”，亦即投資、消費和出口。分析的結果就是，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難？就是因為“三駕馬車”中有兩駕已經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機，同時消費也上不去。很明顯，“三駕馬車”的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用來分析宏觀形勢的方法。
學過宏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凱恩斯主義處理的是短期問題，從來沒有說過可以用這樣一個分析框架來處理長期問題。我們長期發展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就是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
中國面臨“兩難”困境的癥結，就在于過分倚重短期政策。用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來分析。2008年的問題在于，在這“三駕馬車”中，消費本來就不足，進出口順差一下降，就造成了總需求不足。因此，2009年的政策重點就是盡力擴大需求。只要能夠擴大總需求，就能夠把增長的速度拉起來。
“三駕馬車”的思路脫胎于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凱恩斯本人也從來沒有說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所以，單純依靠短期政策來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是對凱恩斯主義的一種誤讀。
我們不僅要解決短期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來贏得時間，抓緊解決長期發展與增長問題，這樣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二、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兩難困境
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是西方國家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后期，也就是兩次產業革命之間的那種增長模式，特點就是靠投資來驅動增長。蘇聯在“一五”計劃后沿襲了這一增長模式，這種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因為它要靠投資來驅動，資本對勞動的比例越來越高，從而導致最終需求不足，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我國前幾個“五年計劃”，也是走的這條路。
改革開放后，我國出現了長時期的持續增長，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學習了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東亞經濟體用進出口來彌補內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導向政策造成了兩個積極后果，一些出口加工業迅速發展起來了，大量閑置勞動力能夠得到就業機會。我國大量勞動力，大概是1.5-2億人口，從農村低效領域轉移到了城市相對高效的出口加工業就業，使得整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可是我們看到，所有采取這種出口導向政策來支持高速增長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經過10-20年用出口導向政策所支撐的高速增長之后都出現了很多問題，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帶來了后續效應，資產泡沫膨脹到一定階段就會破滅，造成整個市場崩盤。日本是這方面最典型的，在高速增長之后很快就出現了內需不足，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以至于采取了貿易立國的政策，用出口導向政策來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
出口導向政策有一個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匯率本幣低估的政策，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有效的，但當這個政策成功地執行了10-20年之后就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因為出口企業得到了政策上的優惠，也就是補貼，創新的動力就會削弱。有些經濟體就此變成了一個勞動密集專業戶，不再搞創新了，減弱了追求技術進步的動力。更重要的是宏觀問題，在出口導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況下，外匯結余將會大量增加，這就會造成本國貨幣的升值壓力，造成貿易摩擦。這時就需要選擇：其一，讓本國貨幣升值，如果本國貨幣升值，出口導向政策就會持續攀升，追求外匯結余肯定就不行了，因為在均衡匯率這一點上，應該說是不會有外匯存底增加的。其二，堅持出口導向政策，這就需要保持本幣的低估，因為改變這種本幣低估狀態會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出口企業的利益，出口地區的利益。繼續保持本幣的低估，采取中央銀行干預的方式，讓央行頻繁干預外匯市場，結果就是收購外匯來支持外幣匯率，壓制本國貨幣。這樣，央行就只能被動超發貨幣，貨幣多了，無外乎就是流向兩個地方，一是資產市場，二是消費品市場，走到資產市場上去就會形成資產泡沫，走到消費市場上去就會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貨膨脹。
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才能營造吸引人才、鼓勵創業的環境。因此，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使上層建筑更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
三、全面改革要有頂層設計
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來走出上述的兩難困境呢？在我看來，就是長期和短期結合起來，把“標”和“本”結合起來治理。從短期層面來說，應該采取總體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但仍然要充分靈活。否則，稍有不慎就可能會前功盡棄。有人說中國經濟已經實現“軟著陸”了，也有人認為中國恐怕就要“硬著陸”了。這兩種說法都有一些絕對化，一方面，“硬著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們還有30年經濟發展實力的積累。另外，我們的宏觀當局、央行的專業水平很高，如果方針決定了，他們能夠引導經濟實現“軟著陸”，這種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要用穩健、靈活的財政政策來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同時又必須認識到，這種短期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在采取這樣的宏觀政策來保持脆弱平衡經濟的基礎上，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上去。所謂長期發展的問題，就是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規劃的主線，就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發展服務業。有人說服務業在西方國家是在工業化完成以后才發展起來的。其實在20世紀初期服務業就脫穎而出，很快就超過了制造業，每年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都是三大產業中份額最大的，比如中國香港地區的服務業占到了90%。特別是生產業，它的發展是和分工同步的，隨著分工而深化，服務業中有很多都不是像早期那樣為消費者服務的，而是為生產者服務的，我們把它叫做“生產業”。分工繼續深化的結果就會出現一些所謂的戰略型新興產業。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實在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研究，一直到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也在研究。為什么這么多年還是沒有解決呢？這是因為轉變遇到了“體制”。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也就是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以此來反映供求關系，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可是我們的資源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著支配資源的大部分權力，特別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現在的產權結構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支配，那就是土地。各級政府都很容易用低價格把土地拿到手，變成可以用來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資源。我們的金融改革雖然市場化了，但是各級政府對于金融機構有很大的影響力，加上其他一些機制上的原因，各級政府對于支配信貸資源也有相當大的權力。有了這些權力，各級政府就會用手中支配資源的權力來營造政策，政績的主要表現就是GDP的增長。因此，這一體制就造成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巨大障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就步履維艱了，特別是到了“十一五”時期，在某些地區還出現了一種開倒車的現象，不是朝著市場化方向走，而是朝著相反方向走，強化了政府對資源的支配。
再者，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技術創新似乎也非常困難。如果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技術創新的主要問題是自己的創新能力不足，那么，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一些相當先進的技術，有些技術甚至突破了前沿。但是，讓人感到遺憾的是，技術的商品化和產業化依然非常困難，原因就在于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還沒有建立起來。很多技術有了發明卻變不成產品，有了產品卻又發展不成產業，一些企業勉強在市場上站住了，卻總是長不大，而現代技術的進步非常快，幾年過去以后，原有技術就不先進了，就淪為二流技術了。
此外，由于法治的地方化、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創新，因為“你創新我仿冒”，我只要爭取到了司法管轄權，你都告不了我，因為有地方保護。所以，我們要求轉變發展方式，但是體制上有障礙，好的體制沒有建立起來，費了很大勁，始終轉不過來。
“十二五”規劃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根本動力是改革，因為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為此，必須要有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
為了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頂層設計”被提了出來。現在國有部門的財稅體制、金融市場、法治建設、教育科研體制等，都積累了大量亟待解決的問題，改革的任務龐大而艱巨。我們應該從哪里著手呢？首先要有頂層設計。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們國家有了非常大的發展，但在新的平臺上又面臨新的選擇。這就需要由我們的執政黨在頂層設計上做選擇，在這個大系統下的各個子系統都要有這樣的設計，包括經濟系統、法治系統、文化系統、教育系統等等。
從經濟方面來說，有以下幾方面的突出問題有待解決：一是國有經濟，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改革目標；二是財政體制的完善，如何實現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應；三是金融體系建設，如何解決好我國的金融體系開放不夠與金融創新不足同時并存的問題。在金融體系建設中，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言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性問題，就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目前的銀行體系和政府監管體制下，這一問題越來越尖銳。小企業是創新的主要來源，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如果小企業沒有好的經營環境，我們的技術創新、新技術的產業化都會碰到很大障礙。所有這些問題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才能促進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此外，所有這些改革的關鍵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應該下決心進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我們一定要清醒認識到，根據前幾個“五年計劃”和“五年規劃”的經驗，全面改革勢必遇到來自既得利益和意識形態的種種阻力和障礙，主要有兩個阻力：一是來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就是在原有格局下得到利益的人們會有慣性來阻礙改革；二是意識形態的阻力，因為我國長期受到從蘇聯接受過來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有這種意識形態的阻礙，市場化改革必然會受到影響。所有這些改革不但要有頂層設計和具體實施方案，還要有去除各種阻力障礙的決心和令行禁止的執行力，這樣，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十二五”期間，我們需要大力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完善現行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市場；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科研和教育體系；建設完備的法制體系；實現政府自身的改革。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的狀況，實現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目標。尤其是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發展方式轉變及相應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國經濟正在經歷的一次深刻轉型。2010年初。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承擔起歷史使命，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當前，應在繼續鞏同經濟總體同升向好趨勢的同時。抓住有利時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一)增強應對國際經濟金融復雜局面能力的需要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產業優化升級是事關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今后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是一個“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全球經濟深度調整使我國經濟調整和轉型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一是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加大了我國經濟減速壓力，也增強了我國經濟調整和轉型的動力：二是綠色能源革命使我國科技發展面I臨更大的競爭壓力，也擴大了我國在綠色經濟領域的市場空間：三是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回歸實業將擠壓我國產品的市場空間，也充實了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四是我國國際地位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將面臨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和責任的壓力。世界經濟增速將有所放緩，國際經濟環境將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我國與世界經濟的互動關系將明顯增強，推進新一輪經濟調整和轉型，是應對國際環境變化、增強我國發展主動權的需要，也是促進全球經濟平衡，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實現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戰略要求。
(二)調整經濟結構的需要
中國經濟實現30多年的快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結構化問題導致的經濟發展不協調、不平衡與不可持續問題日益突出。主要是：內需與外需、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系不協調；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導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高，生態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服務業發展滯后，一、二、三產業結構不合理等。以上問題，部分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部分源于中國的資源稟賦和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部分在于體制機制不適應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因此，加快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是未來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三)提高產業梯次轉移質量和效益的需要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轉移和資本流動加快，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步入新階段。這種形勢總體上有利于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然而，在現代產業鏈中，研發、生產、流通環節的附加值曲線呈現兩端高而中間低的形態。研發、流通環節的附加值遠遠高于生產環節，大體呈“V”形，稱為“微笑曲線”。目前，跨國公司掌握的研發環節和流通環節，投入的主要是信息、技術、品牌、管理等知識密集要素，具有不可替代性，跨國公司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我國缺少核心技術的大多數企業處于“微笑曲線”的底端。主要從事制造加工環節的生產，所需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廠房、設備、能源等物化成本和簡單勞動，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較多，企業能夠獲得的利潤空間極其有限。產業承接質量和效益不高。提高產業梯次轉移水平是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整體能力的重要著力點。
(四)錢行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需要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餞行以人為本的發展目的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不僅要求始終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而且要求經濟發展方式必須符合不同發展階段和廣大人民的新要求。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要體現發展內容的全面性，符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要體現發展過程的均衡性和發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有利于逐步縮小城鄉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以及不同社會群體間收入分配的差距：要體現發展環境和條件的可持續性，使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僅滿足當代人生活和發展的需要，而且能夠造福于子孫后代。這些都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注重數量和速度的粗放型發展轉向注重效益和質量的集約型發展。
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路
(一)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加快推進自主創新能力的建設，緊緊抓住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加快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從而謀取經濟長遠發展的主動權。在自主創新能力培養上，除加大國家投入外，調動企業研發積極性至關重要。在政策上鼓勵企業進行科技開發，在產業化方面給予企業必要的政策支持，在新產品的市場化推廣上給予有效的幫助。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重視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加強質量和標準建設，培育自主品牌，爭創國際競爭新優勢。
(二)有力提升經濟結構調整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為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機遇和挑戰，全面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一是著力增強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進一步發揮消費對優化投資結構的引導作用。更加注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合理性，大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斷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二是推進城鎮化帶動區域協調發展，重點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開拓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的新空間。在城鎮化進程中統籌城鄉發展，增強以工促農、以城帶鄉能力。三是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制造業向國際分工價值鏈高端移動，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促進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瞄準國際科技和產業前沿。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三)重點培育生產業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積極推進改革創新，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打破市場分割，探索建立有效推動生產業發展的新體制、新機制，尤其是在金融業開放、技術研發投入方式、現代物流體系建設、信息服務政策支持、商務服務的國際融合機制等方面取得大的突破。大力促進東部大城市率先進行經濟轉型，加快建設若干個具有金融服務功能、技術創新功能、商貿商務功能、信息支撐功能的大城市，帶動我國生產業的整體發展與功能提升，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供有力支撐。
(四)優化配置金融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為使金融體系的運行更有效地適應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一是在金融配置資源過程中，緊緊圍繞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與財稅、產業等相關政策緊密配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切實加強政策指導，鼓勵和引導金融資源向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傾斜，向促進改革開放和經濟效率提升傾斜。二是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控，從嚴限制對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消耗型的企業和項目的融資支持，促進淘汰落后產能。推動企業兼并重組，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為提升經濟發展整體實力提供有力金融支持。三是推動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繼續完善公司治理，加強經營管理、風險控制和制度建設，進一步發展面向農村和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加快金融市場創新發展，拓展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積極發展直接融資，優化融資結構。
(五)充分發揮人才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一、轉變發展方式是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關鍵
黨的十七大報告在全面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從當前的發展實際出發，將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兩個字的改動，寓意深遠，意義重大，針對性和指導性更強，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全面、更深刻。
1、更好地體現了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但這種發展絕不僅僅是經濟總量的增加。我國目前經濟發展中不穩定、不協調、不全面、不可持續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簡單地把增長當作發展、把增長作為第一位的追求。“增長方式”主要是就增長過程中資源、勞動、資本等投入的效率而言的；而“發展方式”則不僅包括了經濟效益的提高、資源消耗的降低，也包含了經濟結構的優化、生態環境的改善、發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內容。“增長方式”只回答了在要素投入方面如何做大“蛋糕”的問題；而“發展方式”不僅回答了這個問題，而且在發展道路方面回答了用什么樣的經濟結構、什么樣的環境代價做大“蛋糕”的問題。所以，用“發展方式”替代“增長方式”，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2、更深刻地反映了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的要求。內外需結構不平衡，國內需求結構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以及體制機制不健全，是轉變增長方式提出多年而沒有實質性進展的根本原因。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各方面條件比較好，我國必然成為發達國家或跨國公司最便宜的“加工工廠”或“生產車間”。這就必然帶來投資、工業和出口的快速增長，而投資、工業的快速增長又必然帶動消耗高、排放多的投資品生產的擴張及這些產業的投資擴張。加上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工業和出口的快速增長又必然主要依靠附加值低而占地多、消耗多、排放多的貼牌生產方式來實現，這是支撐現階段粗放增長方式的機制。因此，單純就轉變增長方式做文章很難收到預期效果，必須從本源上抓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等的調整，抓好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內外需結構平衡了，產業結構優化了，自主創新能力提高了，消耗高的粗放型發展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用“發展方式”替代“增長方式”，解決問題的針對性更強，現實指導意義更大。
3、更全面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要求。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這種需要不僅是不斷提高收入水平，獲得更多的物質產品和服務，也包括獲得清潔的水、清新的空氣、綠色的空間、愜意的環境等。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生態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一些地區不顧自然規律竭澤而漁式的開發，導致生態系統整體功能退化，越來越多的區域成為不適宜人類生存的空間；一些地區超出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過度開發，導致水資源短缺，綠色空間銳減，環境污染加劇。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經濟快速增長和收入增加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要求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實現經濟增長，而且也要求以盡可能少的污染物排放實現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要求我們確定更全面、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發展方針。所以，用“經濟發展方式”代替“經濟增長方式”，更好地體現了滿足人民群眾各方面需要的內容。
二、“三個轉變”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思路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思路，這就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是我國今后一個時期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針。
1、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這是包括內外需結構、內需中消費與投資結構在內的整體需求結構的調整方向，是針對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帶動而提出的。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實現根本性轉變，增長方式粗放的問題更加突出，資源環境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將嚴重制約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順利實現。
國內需求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1979-2005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6%，其中國內需求的貢獻率高達92.6%，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貢獻率只有7.4%。即使近幾年，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達到91.9%，而且我國今后仍然能夠主要依靠不斷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人口大國尤其是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具備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的有利條件: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將為經濟增長創造龐大的消費需求；工業化進程加速，將為經濟增長提供巨大的投資需求；城鎮化的加速發展，將為經濟發展開辟更廣闊的內需空間。
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必須處理好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關系。近幾年，我國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的貢獻率持續降低。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0年的21.7%增加到2006年的40.7%；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由2000年的63.8%降到2006年的38.9%。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消費增長并不慢。據世界銀行《2006年世界發展指標》，2000-2004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年均增長7%，遠遠高于美國的3%、世界平均的2.4%。但問題是，我國投資增長更快，從而使投資與消費出現不協調，經濟增長過多依靠資本形成；從消費領域自身來看，消費結構性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主要是農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費能力不強。這一問題，制約了經濟的健康發展。
因此，要保持持久穩定的增長而不是短期的繁榮，必須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把經濟發展根植于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形成消費與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
2、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這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層面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針對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后以及三大產業之間比例不合理的問題提出的。
目前我國農業基礎薄弱，“靠天吃飯”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工業大而不強，制造業規模雖已位居世界第三，但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和世界知名品牌，消耗高、污染多的行業和企業所占比重過高；服務業發展滯后，其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比中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低十幾個百分點，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數量和質量遠不能滿足需求。與此同時，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變化方向出現偏差，近年來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的格局不僅沒有改變，反而繼續強化，進一步加重了資源環境的壓力。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2002年以來一路攀升，由44.8%提高到2006年的48.7%，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5.5%。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2002年達到峰值以來一路走低，由41.5%降低到2006年的39.5%，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45.7%降到38.6%。
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不僅加大了資源環境的壓力，影響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緩解就業壓力，影響經濟的穩定性。因此，必須立足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發展，把調整產業結構作為推動發展的主線，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逐步實現農業由弱變強；提高工業技術水平，實現工業由大變強；加速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由慢變快，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
3、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是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針對經濟增長中過于依賴物質資源投入的增加和簡單勞動，而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的問題提出的。
200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按當年平均匯率計算為2.26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生產總值的5%，但為此投入的各類國內資源和進口資源卻比產出所占比例高得多。2005年，我國消費石油3億噸、原煤21.4億噸、粗鋼3.5億噸、水泥10.5億噸和氧化鋁1561萬噸，分別約為世界消費量的7.8%、39.6%、31.8%、47.7%和24.4%。即使考慮匯率因素，我國經濟增長付出的能源、資源代價過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另一方面，由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核心技術，缺少自主知識產權和世界知名品牌，我們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換來微薄的利益，成為低端產品的“世界工廠”。我國出口商品中90%是貼牌產品，紡織服裝出口占全球紡織服裝貿易總額的24%，但自主品牌不足1%且沒有一個世界名牌。美國《商業周刊》和國際品牌公司2006年公布的全球100個著名品牌中，美國擁有50個，歐洲有38個，亞洲也有11個(其中日本8個、韓國3個)，而我國卻一個也沒有。我國彩電、手機、臺式計算機、DVD播放機等產品的產量雖居世界第一，但關鍵芯片依賴進口。我國企業不得不將每部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至40%支付給國外專利持有者。
關鍵詞：低碳經濟時代；農業經濟；發展方式
長久以來，農業經濟在我國的國民經濟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農業經濟的發展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的發展前景如何。當前，我國的環境污染問題日漸嚴重，發展低碳經濟便成為實現社會與環境和諧發展的要求，同時也是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中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因而，本文對于從低碳經濟的概念、當前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面臨的問題以及低碳經濟時代如何轉變農業經濟發展方式三方面的研究，有著極為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低碳經濟的概念
就現階段而言，我國的農業基本上是以農藥、化肥作為農業發展支柱，以化石能源作為基礎，雖然有效的解決了糧食問題，但在很大程度上對土壤郵寄結構的構成與食品安全均造成威脅，在此背景下，低碳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發展形態應運而生。所謂低碳經濟，其將新能源創新、新工藝創新、制度創新以及產業創新等作為主要手段，具有低排放、低污染以及低耗能特征，且嚴格堅持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理念作為發展觀。低碳經濟形態可在降低資源消耗、減少污染排放以及促進經濟環保等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在農業經濟發展過程中，若要實現低碳經濟，需實現每一個環節的低碳運行，只有這樣，才以利于實現農業經濟的生態化、綠色化發展。
二、當前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面臨的問題
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至關重要，但當前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尚存在部分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農業經濟效益與環保效益的綜合提高，其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低下的農業生產效率
農民群體是當前我國農業的主要經營者，同時也是管理者，但大部分農民對農業經營與管理的了解并不全面，再加上文化素質相對較低的現狀，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低下。且工業的迅猛發展爭奪了農業發展中的年輕勞動力，留下的老年群體因其體力差、并不能較好的打理農作物、缺乏對先進農業技術的了解與應用等，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拉低農業生產效率。
（二）落后的農業發展水平
我國農業發展水平不一，對于部分經濟發展欠發達地區而言，農村地區的發展方式較之于先進地區存在較大的差距，部分地區甚至仍然沿用原始的農業耕作方式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科技創新能力的缺乏，導致其并不能發揮其對農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嚴重影響了農作物的生產量與質量。
（三）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問題嚴峻
粗放型的發展方式一直是我國工業與農業的沿用性發展方式，導致環境污染嚴重且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如農業生產過程中會使用大量或過量的農藥、工業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廢水、廢氣以及廢渣等。除此之外，農業發展過程能中掠奪式開發較為嚴重，最為常見的是大量植被被破壞，加劇了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因而環境污染遭到破壞后使得農業發展受阻，向低碳經濟的轉變便有著極大的必要性。
三、低碳經濟時代如何轉變農業經濟發展方式
以經濟發展的規律作為參照依據，當經濟發展進入都中期階段后，便為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可能性與必要性。為此，低碳經濟時代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發展農業循環經濟
眾所周知，我國的國土面積較大，但耕地面積較小，為有效提高耕地面積的合理性，有必要將農業經濟發展方式向農業循環經濟方向轉變。首先，實現對再生資源的循環利用，逐漸建立健全并完善相關經濟體系，對于回收的資源有必要進行二次利用，以提高農業資源的利用率，以農業廢棄料為例，可采用發酵的形式將其制作為沼氣，通過對其的循環利用，最大限度的降低農業能源消耗，可減少不必要的浪費，但應遵循“低污染、低排放、低消耗”的原則，且農業經濟的發展應顧及到生態環境保護層面。
（二）發展農業生態環境
作為實現低碳經濟中的有效措施之一的生態經濟，就其發展而言，應將保護生態環境作為首要原則。在農業生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首先應對農業資源的生產方式做好規劃，利用農藥、化肥使用率的降低來第農業進行保護，促使其符合環保綠色的標準；其次應重視良性農業發展方式的推廣，以提高農業生態經濟的生產效益，同時又兼顧生態環境保護。
（三）發展有機農業經濟
基于當前環境壓力不斷加大，積極發展有機農業經濟在促進農業低碳經濟的實現方面可起到相當大的作用，進而使環境壓力得以緩解，改善環境質量。首先，加大有機肥的使用率，最大限度地保護水土資源，改善農產品質量；其次，充分利用沼氣、天然氣等新能源，減少因秸稈焚燒造成的空氣污染；再次，農業經濟的發展應考慮到自然生態環境因素，提高有機物循環利用；最后，可實行作物輪作，采用科學的方法對抗病蟲害，盡量選擇無害肥料完成施肥，進而促進農業發展。
（四）發展旅游業經濟
農村發展旅游業是近幾年來的常態，其作為第三產業，較之于以往的農業生產活動，其對環境破壞的程度相對較小，且并不過多的依賴農業能源，在加速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積極推進農業低碳經濟方面可起到較大作用。首先，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日漸加快，田園旅游方式逐漸成為人們緩解壓力、親近大自然的主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為農村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其次，可經農業與旅游業二者相結合，如愈發火爆的蔬果采摘旅游等，此種新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會對農村生態環境起到改善作用，也有利于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進而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條件。
（五）充分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實現農業經濟的可持續化
面對大部分農村并不能順利實施低碳農業經濟的現狀，處于低碳經濟時代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應充分重視到引進先進科學技術的重要性。這就要求農業部門應加大對先進科學技術的投入力度，定期組織農民學習，幫助農民提高對先進科學的了解與認識能力；還應以農村的實際發展情況為出發點，逐漸設立科技信息站點，保證農民接收到最及時的農業資訊，以用于農業生產。
四、結語
當前我國的農業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農業科技發展水平落后、農業生產率低下、生態破壞嚴重以及環境污染等諸多問題，低碳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發展形態，在農業發展受阻的環境下，可為今后農業的發展提供一種全新的農業生態經濟發展模式，有利于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進而促進國民經濟快速且健康的發展。
作者:趙文珍 單位:山東省濱州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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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過去，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諸多問題。如過度依賴資源的方式帶來的卻是生態的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由此，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成為了時代的要求。
關鍵詞：經濟增長資源區域發展格局經濟發展方式
一、我國過去經濟發展中存在問題
第一，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高，已經難以為繼。
近30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7％的高速增長，但是，在粗放的增長方式下，土地、淡水、礦產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越來越脆弱。目前，我國人均資源緊缺，絕大多數資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資源消耗量或自然資產損失量卻排在世界前列。環境質量處于“局部有改善、整體在惡化”的嚴峻局面。
第二，區域發展格局不合理，加大資源環境壓力。
主要表現：首先，區域產業特色不突出。在鋼鐵、電解鋁、水泥、電石、煉焦等高耗能、高污染產業領域，存在嚴重的低水平重復建設，不僅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惡化了一些地區的生態環境。其次，經濟活動在一些地區過度集中。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密度較大地區的個別地方，出現了過度發展的跡象。人口和經濟活動向這些地方的集中帶來一系列環境和生態問題。再次，地區之間競爭秩序混亂。經濟發達地區資源和環境壓力逐步增大，有些地區成為資源高消耗地區和生態脆弱區。
第三，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
總體來說，我國勞動力總量還比較大，供給相對比較充裕，低成本優勢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但是也要看到，在勞動力供給總量過剩格局并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結構性短缺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熟練技術工人供不應求，局部地區開始出現普通勞動力短缺現象，勞動力價格快速上漲。并且，隨著勞動年齡人口供給增長率下降，中國的“人口紅利”正逐步消失。與此同時，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發展的土地供給都趨于緊張，土地成本不斷上漲的趨勢將長期維持。
第四，人口老齡化超常加快。
一方面，中國在人均GDP水平較低時，就邁入了老齡化的門檻。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大致為5000－10000美元；發展中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大約在2000美元；而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超常。根據國外有關機構資料，65歲以上老年人比重從7％升到14％所經歷的時間，法國為115年，瑞典為85年，美國為68年，而中國估計只要27年。人口老齡化既會降低國民儲蓄總水平，也會提高人口贍養負擔，影響社會財富的增長。
第五，世界性產業轉移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最近十多年，全球生產分工體系出現新的特點和變化，以價值鏈分工為特點的新型產業分工勢頭越來越強勁。跨國公司跨境投資、公司內貿易和服務外包明顯增加，國際產業轉移的速度加快，規模擴大，層次提高，方式更加靈活。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含的內容
經濟發展方式，可以理解為實現經濟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僅包含經濟增長方式，還包括結構優化、環境改善、技術不斷創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資源配置趨于合理等方面的內容。經濟發展則不僅要求有數量增加，而且要求有結構改善和質量提高。
現階段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即處理好速度與效益的關系，從過去那種單純追求速度、盲目擴大數量的增長方式轉變到數量和質量、速度和效益相統一的發展方式上來。
第二，資源消耗型發展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發展轉變，即處理好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從經濟發展嚴重依賴資源和破壞環境轉到經濟發展要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為前提。
第三，技術引進型發展向技術創新型發展轉變，即處理好技術引進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從過去那種過度依賴技術引進轉到注重消化吸收和提高技術創新的發展模式上來。
第四，外需拉動型發展向內需主導型發展轉變，即處理好國外市場與國內市場的關系，從過去的“讓利性”開放轉向“互利性”開放、從過于重視“引進來”轉變為“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
第五，投資拉動型增長向居民消費拉動型增長轉變，即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的關系，由多度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向主要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轉變。
第六，傾斜型發展戰略向均衡型發展戰略轉變，即處理好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協調發展的關系，改變由于“政策傾斜”形成的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狀況。
第七，效率優先的分配模式向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分配模式轉變，即處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系，改變收入分配失衡狀況，讓人民平等地享受發展成果。
三、結束語
經濟發展會對諸多領域產生影響，不同于經濟增長，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發展的長久性和可持續性，而不是一味地單純地增長。經濟增長是要付出代價的，如果經濟增長可以在不產生任何不利條件的情況下實現，那么人人都會完全贊成”。事實上，這種主要依靠GDP增長、過度依賴資源的方式帶來的卻是生態的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由此，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成為了時代的要求。不容否認，改革開放后我們采取的以滿足內需、保證人們生活水平、擺脫短缺經濟作為目標的經濟增長方式在促進生產資源和勞動力更大范圍乃至全球范圍的流動，并加以組合利用，突出中國的資源及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轉為現實方面，發揮了巨大優勢，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由此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國富民不富，消耗資源大、收益小，價格低，結構工藝落后，污染嚴重”等等，如果再不轉變這種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那我們就會陷入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狀態，也就是出現了所謂的“無發展的增長”（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參考文獻：
一、縣域經濟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商洛不斷加大縣域經濟發展力度，尤其是省委、省政府《關于加快發展壯大縣域經濟的決定》下發后，市委、市政府通過深入調查研究，制定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壯大縣域經濟的實施意見》，確立了以農業產業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推動城鎮化的“一化促兩化”的縣域經濟發展思路，著力發展現代中藥、礦產建材、綠色食品、生態旅游和勞務輸出五大主導產業，縣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一)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發展速度逐年加快。全市生產總值完成174.04億元，gdp總量比的100.16億元增加73.88億元，按可比價年均增長12.6%，其中一產增加值完成44.58億元，比24.61億元增加19.97億元，年均增長6.7%；二產增加值完成67.88億元，比32.6億元增加35.28億元，年均增長15.1%；三產增加值完成61.58億元，比21.31億元增加40.27億元，年均增長13.9%。財政總收入14.25億元，比5.15億元增長176.7%，年均增長40.4%，其中地方財政收入6.82億元，比2.46億元增長177.2%，年均增長40.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88元，比7038元增長51.9%，年均增長14.9%。農民人均純收入2401元，比1513元增長58.7%，年均增長16.6%。以來，柞水、商南、鎮安、商州、洛南5個縣區先后獲得陜西省縣域經濟發展爭先進位獎。
(二)工業經濟快速增長，主導作用日益顯現。全市現有規模工業企業124戶，比101戶增加23戶。全市實現工業總產值79.66億元、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4.71億元、工業稅收3.2億元，相比分別年均增長34.8%、21.5%、22.0%。縣域工業園區建設加快，策劃并實施了商丹循環工業經濟園區，啟動建設了劉灣產業項目區、柞水盤龍醫藥園區、洛南黃龍鉬業小區、柞水小嶺工業區、山陽中村釩業小區、鎮安云東釩業小區等16個縣域工業園區，入園企業達到2376戶，園區工業實現增加值22.85億元，占全市工業增加值的68.8%。
(三)農業產業化加快推進，特色產業不斷壯大。堅持“打綠色牌、走特色路”，積極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大力發展農業特色產業，全市中藥材種植面積達到145萬畝、核桃板栗建園達到404萬畝、優質茶園達到15.4萬畝、畜禽養殖示范小區達到48個、大場大戶6317戶，建立無公害農產品基地218萬畝，認定“三品”基地113個、產品59個。發展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68家，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36家，其中省級12家、市級24家，打造出了“金絲源”等40多個特色品牌，創建省級名牌產品3個。勞務經濟快速發展，全市設立各類勞務中介機構176個，在新疆、山西、河南和“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建立勞務基地23個，全市勞務輸出49.7萬人，收入達到22億元。
(四)生態旅游蓬勃發展，第三產業繁榮活躍。近年來多方籌措資金6億多元，重點抓了柞水溶洞、商南金絲峽、鎮安木王、柞水牛背梁、山陽天竺山、洛南老君山、丹江漂流以及柞水鳳凰古鎮、山陽漫川古鎮、牧護關度假區、仙娥湖休閑園等一批生態和人文旅游景區景點建設，初步形成了丹江文化旅游長廊和山鎮柞原生態兩條精品旅游線路50多處旅游景點，全市旅游接待人數453.23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10.5億元，比分別增加379萬人次和9.04億元，年均分別增長83.8%和93.0%。新興服務業快速興起，市場消費日趨活躍，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60.83億元，比36.6億元增加24.23億元，年均增長18.5%。
(五)投資力度不斷加大，發展后勁顯著增強。全市固定資產投資164.65億元，比37.2億元增加127.45億元，年均增長64.2%；爭取中省項目支持資金11.43億元，比3.7億元增加7.73億元，年均增長45.6%；招商引進項目130個，總投資208.15億元，實際到位資金38.66億元，是5.85億元的6.6倍，年均增長87.6%。以公路交通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顯著加強，繼西合鐵路、西康鐵路建成通車之后，西柞、藍商、商界、柞小四段高速公路建成通車，縣域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進一步堅實。
二、存在差距及原因
雖然近年來商洛縣域經濟取得了較快發展，但與沿海發達地區、省內其它地市相比，無論從整體水平、經濟規模，還是從人均發展水平情況來看，縣域經濟發展還存在很
大差距。主要表現在：一是縣域經濟總量偏小。全市6縣的平均gdp為18.71億元，與全省83個縣42.25億元的平均水平、全省“十強縣”126.26億元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全市gdp排名第一的洛南縣為30.34億元，與全省第一位的神木縣290.58億元相差8.6倍；全市人均gdp為7291元，比全省人均gdp18246元低10955元
，人均最高的柞水縣為11897元，與全省人均最高的志丹縣107674元相差幾乎8倍。二是綜合經濟實力較弱。在全省83個縣、24個區的綜合經濟實力排序中，商州區位居24個區的第22名，六縣中沒有一個進入上游前28名，居中游29-56位的有柞水、鎮安、洛南，居下游57-83位的有商南、山陽、丹鳳，縣域經濟綜合實力整體靠后。三是城鄉居民收入偏低。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88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2858元低1170元，收入最高的商州區為11007元，比全省最高的神木縣16075元低506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401元，比全省平均水平3136元低735元，收入最高的丹鳳縣為2617元，比全省最高的神木縣6028元低3411元。四是財政收入水平低。全市財政總收入占gdp的比重為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2個百分點；地方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為4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6個百分點；地方稅收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為77.86%，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1.94個百分點。五是農業產業化水平低。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數量少、實力不強，帶動力較弱，相對具有一定優勢的中藥材、畜牧、核桃、茶葉等產業規模小、加工層次低，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與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還不完善、不穩固；六是縣域工業化水平低。縣域重工業比重較大，工業結構不優、產品單一，產業鏈短，附加值低，市場競爭力較弱，全市工業化水平為19.1%，比全省48.1%的平均水平低29個百分點。七是縣域城鎮化水平較低。全市城鎮化率為31.5%，比全省42.1%的平均水平低10.6個百分點，縣域城鎮規劃、建設和管理相對滯后，城市功能不夠完善，轉移農業人口的作用不明顯。八是民營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縣域市場化程度不高，民營企業多數規模小、檔次低，產業分布不合理，全市非公經濟增加值占全市gdp的47.13%，比全省47.2%的平均水平低0.07個百分點。
經過認真分析思考，制約全市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一是經濟基礎薄弱。七縣區均屬國定貧困縣，由于歷史原因，在所有制結構調整、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相對滯后，縣域經濟發展的原始積累較少，對資源能源的依賴性較強，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仍然突出，制約著縣域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二是發展資金不足。七縣區均屬于資源型財政，支柱財源不強、新興財源不多，縣域財政收入總量小且很不穩定，加之歷史負債較高，用于建設和發展的財政資金有限，主要依靠轉移支付維持正常運轉，縣域經濟缺乏發展的內生力。三是人才嚴重匱乏。由于受政策、環境、待遇等條件的限制，近些年大中專學生回縣率很低，到縣域企業工作更少，大量人才流向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造成人才斷茬、青黃不接，直接影響了縣域創新能力和經濟競爭力的提升。四是科技帶動力弱。縣域科研機構體制機制不活，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不完善，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程度低，科技對主導產業的支撐力不足。五是對外開放不夠。縣區發展環境還不夠優化，對外開放水平不高，縣域經濟的外向度較低、活力不強。六是行政效能不高。制約經濟發展的體制尚未根本消除，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還比較薄弱，少數領導和干部作風不實、效率不高等問題依然存在，影響了縣域經濟的發展。
三、發展思路與措施
(一)增強“四種意識”，創新縣域經濟發展思路
一是增強敢想敢闖的意識。敢想敢闖敢干是一種魄力、一種膽識，也是領導和推進縣域經濟發展的必備素質。各級各部門要堅決克服習慣等待，等領導，等支持，等政策，等資金，不敢求新變異、不敢打破陳規、不敢搶在人先的錯誤做法。要在全市干部群眾中倡導敢想敢闖敢干的風氣，鼓勵和引導廣大干部群眾自覺摒棄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解放思想，大膽嘗試，創新思維方式，創新發展思路，創新工作措施，推動縣域經濟突破發展。
二是增強搶抓機遇的意識。機遇是戰略資源。當前，商洛經濟發展正面臨著諸多良好機遇：中央把保增長作為宏觀調控的基本取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國家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東部產業向西部轉移，商洛納入關中——天水經濟區，省委、省政府加快推進陜南突破發展，等等。要牢固樹立并增強“不進則退，慢進亦退”的意識，善于洞察時展的大趨勢帶來的機遇，潛心研究各種挑戰和困難中蘊含的機遇，在搶抓各種機遇中爭取更多的政策、項目、資金和人才支持，加快推進縣域經濟發展。
三是增強發揮優勢的意識。加快突破發展其實是一個不斷發揮后發優勢的過程。商洛的生物、礦產、旅游和勞動力資源得天獨厚，生態優勢和人文優勢明顯，開發潛力很大，尤其是隨著高速公路建設力度的不斷加大，到“十一五”末商洛將成為全省第一個縣縣通高速公路的密集區，這些都是縣域經濟發展的良好基礎和先決條件。要認真分析自身發展的資源與潛力、優勢與劣勢，善于審時、順勢、造勢，敢于競爭，善于轉換，挖掘潛在優勢，發揮現有優勢，創造新的優勢，利用后發優勢，最終把各種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
四是增強循環發展的意識。循環經濟是以資源的高效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為特征的發展模式，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商洛既是礦產資源富集區，又是國家南水北調的水源涵養區，長期以來礦產開發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一直是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難題。我們要做到既要金山銀山、又要青山綠水，確保一江清水送北京，必須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而達到資源利用效率最大、環境保護最優和經濟效益最佳的目的。
(二)做好“四篇文章”，加快縣域經濟發展步伐
一是突出工業主導地位，加快推進工業化。縣域經濟發展從本質上說就是工業化的過程，工業化是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關鍵和核心，是解決縣域經濟發展諸多矛盾的根本之舉，也是經濟強縣發展實踐所證明的基本規律。推進商洛縣域經濟工業化進程，一是要培育壯大優勢主導產業。以市場為導向，以加大投入為重點，進一步做大做強現代中藥、綠色食品和礦產建材等優勢主導產業，打造富有縣域特色的支柱產業和優勢產業，形成縣域經濟發展的產業規模優勢和競爭優勢。二是要強力推進工業園區建設。堅持把園區建設作為推進縣域工業化的主攻點，充分發揮工業園區產業集群、要素集聚、資源集約的“洼地”效應，使園區成為推進工業化的主要增長極。三是要扶持骨干企業做大做強。各縣區要結合本地資源狀況、區位條件、產業結構、科技水平等綜合因素，堅持在政策、資金、人才上加大扶持力度，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型、協作配套型、循環經濟型、節能減排型、勞動密集型、出口創匯型、“專精特新”型企業發展，著力培育扶持一批有實力、有潛力、有帶動力的骨干企業，提高市內企業市場競爭力和發展后勁。四是要著力解決企業污染問題。堅持建管并舉，一方面引導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采用清潔技術，實行循環生產；另一方面要加大政府監管和環境執法力度，促進工業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二是以特色產業為突破，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商洛是一個農業大市，農村人口占全市總人口的83.6%以上，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縣域經濟發展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要堅持用工業的理念發展農業，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走以工促農的發展路子。一是要繼續按照“穩糧、擴經、興藥、優果、強牧”的思路，以一村一品為抓手，以科技為支撐，選準特色、發展特色、提升特色，重點抓好丹北生豬、河谷川道蛋雞、山鎮柞板栗、洛南商州核桃、高山洋芋和低山茶葉等六大特色產業帶建設，推進優勢農產品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二是要加快培育壯大農產品加工、流通龍頭企業，探索建立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增強對農業的輻射帶動能力，擴大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三是要加快培育農業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行業協會、購銷大戶和農村商品經紀人，從根本上解決“大市場”與“小農戶”的矛盾。
三是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加快推進城鎮化。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是縣域經濟拓寬發展空間的必由之路。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城鎮帶動戰略，遵循城鎮發展規律，高起點規劃，高質量建設，高效能管理，高水平經營，加快城鎮化進程。要進一步修訂完善商洛中心城市規劃和城鄉統籌發展規劃，中心城市要按照打造西安第二生活區和宜居宜業城市為目標，結合舊城改造、新城開發，盤活城鎮資產，加快丹江景觀帶、南秦河景觀帶建設，尤其要抓好仙娥湖生態休閑旅游度假區等工程建設，逐步形成以丹江兩岸大道為發展主軸的現代城市景觀群，把中心城市建設成為融山、水、城為一體的現代化中等生態園林城市，成為連接西北與華中地區干道上的重要城市。要改革和創新城鎮建設投融資體制，多渠道加大對城鎮建設的投入，下大力抓好縣城和中心鎮、小城鎮的規劃和建設，抓好一批邊貿重鎮、產業大鎮、工業強鎮、旅游名鎮的示范化建設，形成以城帶鄉、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格局。要把城鎮建設與工業園區建設、專業市場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吸引各類企業向縣城和中心鎮匯聚，加快產業集聚、人口集中，增強城鎮的自我發展能力和輻射帶動功能。
四是大力發展非公經濟，加快推進縣域經濟民營化。民營經濟是發展縣域經濟最具活力的增長點。要堅持經濟民營為主、企業民有為主、投資民間為主、事業民辦為主，放手發展民營經濟，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加快形成以非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縣域經濟發展新格局。一要鼓勵引導全民創業。積極引導群眾打破小農經濟意識和傳統文化觀念，深入開展全民創業行動，激活各類創業資源，努力形成百姓創家業、能人創企業、干部創事業的生動局面。二要切實加大扶持力度。全面落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尤其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完善中小企業信貸擔保體系，設立財政專項扶持資金，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題，真正做到思想上放心、放膽，政策上放寬、放活，工作中放手、放開，走出一條挖掘民智、吸引民資、依靠民力、做活民營經濟的發展之路。三要把發展民營經濟同縣域國有、集體企業改革、新上項目、發展農村新型經濟組織結合起來，鼓勵支持民營經濟與調整優化縣域經濟結構結合起來，著力培植一批、壯大一批民營企業，促進民營經濟向科技化、外向化、規模化發展。
(三)打造“四大基地”，壯大縣域經濟產業基礎
一是打造現代材料工業基地。去年以來，我們成功策劃并啟動建設的商丹循環工業經濟園區，已被省政府批準為省級工業園區，包括劉灣生態工業園、沙河子現代材料工業園、留仙坪化工建材工業園，涉及光伏產業、鹽化工與水泥、氟材料、鋅及鋅合金材料、鉬材料、釩材料與新能源鎂材料、鋼材料、煤電等10個循環產業鏈45個項目，并與園區外47個項目之間構成循環發展、鏈條延伸、產業互動、關聯配套的格局，到2020年共需投資1208.13億元，全部建成達效后，年可實現銷售收入3128.97億元。目前，比亞迪、延長、陜西投資集團等大企業、大集團已入駐園區發展。各縣區、各有關部門要抓住這個機遇，尋求戰略合作伙伴，強化礦產資源整合，推進環保型開發，延長產業鏈條，推動礦產業由采掘向深加工轉變，努力把我市打造成為現代材料工業基地。
二是打造秦嶺最佳生態旅游基地。堅持立足于秦嶺，依托于秦嶺，按照“政府指導、財政引導、企業主體、市場為主”的思路，積極引進戰略伙伴，合作開發旅游景點，突出抓好十大精品景區和三條精品旅游線路建設，加快金絲峽國家5a級景區、木王和牛背梁4a級景區、天竺山國家地質公園建設進度，著力建設金絲峽——天竺山——木王——牛背梁生態旅游圈，積極開發旅游新產品，主動融入全國旅游大循環，努力把商洛打造成為全國的生態旅游名城。要搶抓高速公路開通后人流、物流、信息流劇增的機遇，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促進物流、金融、保險、信息、中介、家政、物業等新興服務業在縣域城鎮發展，不斷提高第三產業在縣域經濟中的比重。
三是打造優質綠色產業基地。積極開發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認真做好基地認定、產品認證、商標注冊、品牌建設、產品包裝、市場銷售等工作，提高商洛農特產品的知名度和市場占有率，努力把商洛打造成為面向西安、輻射全國的綠色食品供應基地。圍繞發展丹參、黃芩、桔梗、連翹、五味子“五大商藥”，扎實抓好商洛道地中藥材規模化、標準化生產，著力建設全國有影響力的中藥材規范化種植基地。堅持“招引”與“整合”相結合，扶持發展農產品龍頭企業，推動核桃、茶葉等優勢產業整合，打造一批商洛綠色特色產業品牌，力爭到2010年商洛綠色產業的銷售收入達到60億元，2012年達到100億元。
四是打造勞務輸出品牌基地。堅持按照“培訓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的要求，把勞務輸出作為一項大產業來抓，積極整合勞動、扶貧、教育等培訓資源，認真實施“人人技能工程”，大力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轉移培訓，搞好“訂單”培訓和“定向”轉移，做到“先培訓、后輸出、持證上崗”，形成商洛勞務的品牌和特色。加快駐外勞務輸出辦事機構建設，切實做好農民工權益維護工作，提升勞務輸出的組織化、規模化水平，推動全市勞務輸出數量和收益穩步提高。
(四)抓住“四個重點”，增強縣域經濟發展源動力
一是狠抓項目建設。縣域經濟發展主要靠項目帶動、投資拉動。要緊緊抓住國家政策機遇，以基礎設施、農業產業化、工業技改、社會事業項目為重點，搞好項目爭取和項目建設，特別是今年全市安排的100個重點項目，要強化協調推進力度，加快建設進度，力爭早日投產，形成現實生產力。要按照全市啟動400個重大項目前期工作的要求，每個縣區都要謀劃一批上規模、帶動性強的項目，充實和完善縣域項目庫，尤其要重點抓好西合、西康鐵路復線和西商二線、榆商、商柞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以及比亞迪太陽能電池、延長氟化工、中金黃金開發、商洛發電廠、柞水大西溝菱鐵礦開發、西部鑫興鉬業深加工、五洲公司釩業深加工等重大產業項目的前期工作，確保全市重大項目有序銜接、投資穩定增長。
二是擴大招商引資。堅持對外開放、擴大招商引資是推動縣域經濟突破發展的有效途徑。必須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對外競爭與合作，推進全方位開放，借助外力促發展。要緊緊抓住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依托資源優勢，搶占“地利”先機，吸納和承接更多的轉移資本、產業和企業。要緊緊抓住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擴大內需等重大政策機遇，積極“進京跑省”，極力爭取國家投資和省上支持。要繼續抓好投資環境建設，重點要在“政策比別人活、措施比別人新、辦法比別人多、服務比別人好”等軟環境上下功夫，努力營造促進發展的大氣候、大環境，形成自己的區域比較優勢，增強縣域對生產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三是推動科技創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加快研究制定科技帶動的政策措施，進一步加大科技工作投入，加強科技創新和推廣普及，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產業，把新型適用科技成果積極運用于縣域經濟的開發領域，努力增強科技成果在工業化、農業產業化和第三產業中的轉化、推廣與應用效果。積極推進科技體制創新，探索建立產學研相結合的有效方式，加強與省內外大型國有企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支持他們來我市建立分支機構或科研基地，引導市內企業搞好自主研發，形成一批競爭力較強的企業、品牌和產品，推動重點領域技術進步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四是深化體制改革。改革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自我完善，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要抓好農村體制改革，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引導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搞好農村服務體系和種子經營管理體制改革，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繼續推進企業改革，通過兼并和相互參股等多種形式，加快推進企業重組，鼓勵市內企業與省內外大企業進行全方位合作；進一步搞好財政改革，整合財政事業性投入，打破部門和條塊分割，集中力量辦大事；深入推進政府機構改革、事業單位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無論是哪項改革，必須堅持立足實際，積極穩妥地推進，不斷增強縣域經濟發展的生機與活力。
(五)強化“四項措施”，完善縣域經濟發展保障機制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點要解決好四個問題：首先是金融支持問題。健全金融體系，增加信貸額度，引導民間資本向創業和發展領域流動，切實解決縣域經濟發展融資難問題。其次是財政投入問題。創新財政資金投入方式，逐步建立以貼息、擔保、參股和風險投資為主的投入機制，加大財政資金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投入。第三是人才保障問題。樹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觀念，不拘形式地吸引外地優秀人才，尤其是緊缺人才和高技術人才，定期定向對行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進行培訓，不斷提高各類人才的業務素質和工作能力。第四是土地供應問題。堅持“總量控制、動態平衡”的原則，盤活存量土地，對長期閑置土地要通過收購、租賃、參股等形式重新啟用，以緩解建設用地與土地緊張的矛盾，確保重點園區、重大項目的正當用地需求。:
二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抓住新一輪機構改革的契機，調整優化政府組織機構，理順職責關系，強化權責一致，加快推進政企、政資、政事分開及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推動制度創新和政府管理創新，加強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實現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
一、觀念方面
(一)多元化利益觀念引導,形成適應和諧社會要求的利益觀
利益的調整無疑會對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產生一定的影響,也難免會造成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滿和抵觸。利益協調的順利進行,要求人們的利益觀念發生變化。利益觀念的引導,實際上是利用宣傳說教,讓人們樹立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利益觀念,引導人們合理處理個人與團體、局部與整體、當前與長遠的利益關系。利益觀念的形成與改變都比較滯后,尤其是在社會劇變時期,各種利益觀念會經常發生碰撞。比如在我們今天的現實中,有人習慣于平均主義,對利益的分化認識不足;有人對正當的個人利益諱莫如深,經常批判;有人重利忘義,惟利是圖;有人重部門利益而忽視社會整體利益,等等。除了教育引導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正常的合法的利益表達與溝通機制。這是因為,隨著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和階層化,利益需求也日漸多元化,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總是存在著矛盾與沖突,如果沒有暢通的利益表達渠道和及時的信息溝通與反饋渠道,那么很容易激化矛盾。
二、政府方面
(一)明晰資源產權,著力解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利益分享問題
一些地方政府允許一些企業將高污染的項目從東部地區向生態環境脆弱的中西部轉移,西部單純追求經濟增長,急于招商引資,大干快上,無視國家環保法律法規,無視當地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在走粗放型的經濟發展道路,使西部地區本來就脆弱的生態環境遭受新的破壞。正如學者陳耀所指出的,在西部大開發中,能源、生態等許多重大建設項目投資對西部當地經濟的帶動作用十分有限,或者說,名義上是開發西部,而實際上受益最大的卻不一定是西部。在非再生資源耗竭后,給資源產地留下了一系列問題,如生態環境污染、財政收入銳減、城市衰敗等。當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能力不足時,又愿意發展地方開采企業,那些規模很小的小煉油廠、小煤窯、私人油井也被允許開發。這些小礦由于開采技術落后,成為資源浪費的“漏斗”。
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責、權、利不對稱,地方政府承擔著全部的管理責任,卻得不到相應的收益。在所有權上,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行使并共享權益。“國務院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級管理國有資產……。”這一規定意味著國家只委托中央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唯一產權主體,地方政府只是國有資產的一級管理主體,而不是產權主體。正是這種法律上的所有權與事實上的所有權的分離,蘊含著產權不清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由于對現行產權分解的不滿,地方政府的做法便采取不作為的形式放任當地居民濫采,沒有動力去檢查和監督眾多小礦點的無證經營問題。另一方面,資源所在地的居民尚未完全脫貧,加之勞動力的流動障礙,使得來自資源產品的收八成為當地居民維持生計的重要來源。簡單的取締、關閉做法無異于剝奪了這部分居民的基本生存權,在實踐中只會引發暴力沖突而使得管制不可行。非法采礦者雖不擁有礦業權,但事實上進行著非再生資源的開采活動。由于其沒有納入國家的正規管理范圍,也就無需向國家交納任何礦租與稅金,其生存主要依賴某些官員的“保護”,經營者不能確定自己的生意還能做多久,所以盡力提高眼前的利潤。另外,以GDP為中心的政績觀,促使地方政府為追求經濟增長,甚至包庇縱容違法排污企業。
實踐證明,在現行的產權安排與所有者權益補償模式下,中央政府利稅收入的實現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央企業的發展,中央企業則依靠中央政府賦予的行政壟斷權而生存。同時,地方政府極力為地方企業爭奪開采權,并積極維護地方企業的特殊利益。這就會引發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沖突,所以,不改變各級政府與同級企業之間這種“割不斷,理還亂”的利益關系,就難以徹底解決中央與地方的產權紛爭。從以上的利益爭議可以看出,其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是明晰資源產權,確保產權和契約的可執行性,減少礦業權人對未來預期收益的不確定性,從而促使其追求長期利益的最大化并選擇社會最優點開采路徑。
(二)調整現行財稅政策,促使地方政府能夠真正落實中央政府所規定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政策
由于中央與地方二者之間的利益存在分歧,地方政府能夠在其單獨行動的范圍內選擇自身利益最大的策略,從而導致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中央政府所設立的各項限制高耗能產業政策。為減少“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企業發生率,除中央政府加強監督力度和處罰力度外,還應設立一些行之有效的激勵措施,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達到“趨同性”。(1)深化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科斯第二定理說明,如果交易費用大于零,不同的產權界定將會導致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我國“兩高一低”的粗放型發展難以轉變,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以來我國資源產品價格受政府管制,明顯偏低,鼓勵人們濫用浪費。必須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使它們的價格能很好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用價格杠桿迫使生產企業和消費者節約使用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推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對資源進行公開拍賣,有利于創建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市場環境和良好的規制環境,削弱地方政府尋租可能,進而促進地方政府更好地落實粗放型企業規制政策。(2)改革現行財稅制度能夠改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激勵相容。因為在現行財稅體制下,逼得各個地方都追求工業利稅,都追求發展重化工業。其資源稅和增值稅中劃為地方的部分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這也是地方與中央進行相關博弈的經濟起因。因為越發展重化工業,地方財政收入就越高。因此,可以考慮逐漸改變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就是以間接稅為主改為以直接稅為主。
(三)構建政府行為的激勵約束機制,加大中央對地方政府“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企業規制的力度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某些博弈中,中央政府處于信息的弱勢,地方政府因此在博弈中處于主動地位。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基本思路就是安排合理的激勵制度。就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而言,就是要對地方政府的收入努力實行“獎勤罰懶”,對隱瞞實情、藏富于民間的地方政府進行懲罰的同時,轉移支付的數量上要體現出對努力增加收
入的地方的獎勵,獎罰要拉開一定的差距,激勵地方政府真實地顯示本地區的財政缺口信息。
為了矯正和克服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和地方保護主義,必須在政績考核時加強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外部性、制度創新、可持續發展和經濟效益的考察,忽視了這些方面工作的政績必須大大地打折扣。在考核指標上,要放棄與粗放型發展方式相聯系的產值指標,代之以研究開發費用等標志著集約型發展方式的指標。打破地方政府與煤礦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怪圈,應該依法對地方保護主義加以根除,對有關責任人依法給予懲治,才能保證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可從負激勵和正激勵兩方面促使地方政府和企業能夠落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規定的粗放型企業能耗規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負激勵相對于正激勵而言是更為有利、更為持久的激勵方式,具體而言,負激勵的主要方式有人員免職、罰款,情節嚴重的還會被追究刑事責任;而在正激勵方式方面,可調整現行財稅政策,著力解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分享問題,包括稅收減免、退稅措施、稅收豁免等。
三、企業方面
(一)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形成企業聯盟利益機制
企業相互之間組成“技術聯盟”,力爭在企業圈內獲取博弈競爭優勢。博弈論證明了在不合作的情況下,個人效用最大化的行動可能對于個人與合作者都是最差的結果,因此,合作就成為競爭條件下理性選擇的必然結果。在當今激烈競爭的環境下,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過度競爭需要支付高昂的競爭費用,而且,還會導致兩敗俱傷的結果。于是,經過“兩敗俱傷”的博弈慘局后,企業開始尋找更好的競爭模式,與競爭對手結成“技術聯盟”成為一種降低風險和成本、提高企業競爭能力的有效手段。構建自主創新能力體系,將自主創新與引進、消化、吸收相結合,掌握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以擁有更多自主知識產權,這是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決定性因素,也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途徑。
一般認為聯盟企業在制定利益分配時應遵循四條原則:(1)互惠互利原則。即分配方案可使每個成員企業的基本利益得到充分保證,不會影響成員企業的積極性,否則容易導致合作的失敗或破裂;(2)結構利益最優化原則。即從實際情況出發,全盤考慮各種影響因素,合理確定利益分配的最優結構,促使各成員企業實現最佳合作、協同發展;(3)風險與利益相對稱原則。在制定分配方案時,應充分考慮各成員企業所承擔的風險大小,對承擔風險大的成員企業應給予適當的風險補償,以增強合作的積極性;(4)個體合理原則。即各成員企業參與虛擬企業所得到的利益應大于單獨行動所獲得利益,否則會出現中途背叛現象。
經過多次的信息交流和反饋,這些博弈的各方就會發現合作產生的價值更大,就會由非合作博弈轉向合作博弈。科學家的調查也發現,在多次博弈過程中,參與博弈的各方會依靠記憶來尋求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因為每個人的理性都會對合作還是不合作所產生的利益大小,進行斟酌比較,最終會發現通過合作得到的利益往往比個人單獨進行決策得到的利益要大的多,因而會選擇一個使自己利益最大、社會利益最大的有良好信譽的合作伙伴。
(二)采取經濟與法律的激勵與約束措施,鼓勵企業走科技創新道路
1.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自主創新生產基金、地方政府――企業自主創新生產基金
創新基金是通過無償資助和貸款貼息等方式,直接支持企業發展。政府以財政資金作為杠桿資金,吸引私人部門投資設立,引導其投資于企業科技創新,是政府和市場的有機結合。政府通過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引導,使得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市場方式傳導到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自身的政策目標。因此,這種創新生產基金既能實現政府的目標,又能通過放大效應,增加支持企業的科技創新發展。
2.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也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體
按照經濟學理論,在市場機制運作良好的條件下,追求剩余價值和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會在硬預算約束下按照價值規律行事,通過采用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和先進管理方法,縮短產品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提高各種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從而使個別價格低于社會價格,獲得超額利潤。但是由于單純的市場具有盲目性、短期性、重復性、微觀性等特點,唯利是圖等廠商的市場行為可能使其個別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矛盾,使其生產的個別成本小于社會成本而導致外部性。所以必須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通過采用經濟與法律的激勵與約束措施,鼓勵企業走科技創新道路。
(三)強化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引導樹立科學的經營理念
企業家是資源的最終配置者,是技術創新的發動者、應用者和推廣者,是制度環境的構建者和市場環境的塑造者,因此,企業家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微觀核心推動力量。承擔社會責任是社會賦予企業家的時代要求,是企業家行為的有效約束機制,是企業家現代經營理念的重要內容。社會責任不僅僅是為社會提供就業崗位,為國家交納稅收,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為社會進行捐贈,更重要的是要承擔起社會發展的環境責任、資源責任、生態責任。強化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就是要將科學發展觀落實到企業的經營活動中,要引導企業家樹立科學的經營理念,要使企業家在決策之初就考慮到經營行為帶來的資源代價、環境代價、生態代價與社會代價,將這些社會成本內生化,自覺地運用高新技術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單純地追求企業利潤。
四、勞動者方面
(一)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善待勞動者并不僅僅是有利于勞動者,而是能夠達到“勞資兩利”的效果。通常不少私營企業習慣于追求短期經濟利益的快速增長,缺乏以人為本的理念,漠視勞動者的權利,其實最終的結果是不利于企業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為國外成功企業的經驗表明,企業追求“合理合法利益”,才能實現盈利最大化。否則,如果勞動者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勞動力資源將難以支撐經濟的持續發展,那些壓低勞動者工資、不給勞動者任何安全保障、福利保障的企業最終會使勞動者陷入貧困和健康缺損的狀態,這種對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開發最終必然會導致其枯竭。因而,首先,雇主要合理及時地支付工人的工資,確定最低工資水平,適當提高工人的工資收入。其次,對于某些有條件的私營企業,通過配股使勞動者有企業的一小部分股份,使勞動者能夠分享企業的剩余,加強勞資雙方對共同利益的追求。雙方通過合作增加資源的共享和功能的協調,為建立一種生產率更高的合作經濟提供動力和收益,并進而提高企業的經濟績效和勞動者收益。
(二)進一步加強勞動者工會
組織建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我國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我國農村勞動力有4.85億人,其中有1.5億的剩余勞動力,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將是一個至少長達幾十年的漫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有余地挑選各種一般的普通勞動者。因而,非農產業提供的就業空間、城鄉就業摩擦、農業從業者的收入提高等問題,始終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構成制約,工資補償制度對一些粗放型中小企業的調節機制的作用不明顯。大多農村勞動力缺少一技之長,從事生產線上的工作,勞動是簡單的,結果成為粗放型企業職工的主要來源。因此,在鑒于企業工會力量弱小的情況下,要在企業、產業和社會層面以及廣泛的勞資利益關系事務領域建立真正意義上的集體談判制度,可以適當推廣集體談判的范圍,實行適度“擴展原則”,突破企業集體談判的范圍,促進區域性和行業性的集體談判,實現集體談判的“規模效應”和“累積效應”,提高,集體談判的效率和功能。同時,要明確規定集體談判中雇主的責任和雙方的違約責任,建立處理集體合同爭議和違約處罰的司法制度。另外,需要加強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強對社會保險政策法規執行情況和基金管理情況的監督。工會要會同勞動保障、工商、司法等職能部門,對各類型企業職工的勞動權益和人身權利的情況進行經常的、深入的調查,并協助監督有關單位采取有力措施,解決職工合法權益受侵犯的突出問題,監督、幫助所有企事業單位全面貫徹實行勞動法律法規,使礦工的基本生活能夠得到保障,降低由于勞動力低成本所引起的粗放型企業發生數。
(三)加強社會各界對“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企業的監督
加大媒體與輿論監督力度,可以對“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企業公開曝光。國家應鼓勵社會團體和公眾參與“低污染、低能耗、高效益”企業生產的宣傳、教育、推廣、實施及監督,保證公眾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在強化“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企業內部約束的同時,實現多個主體對“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企業生產安全進行監督,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一個環境保護、資源開發、能源利用問題,也是一個創新發展觀念、樹立資源意識、倡導環境倫理、建設生態文明的價值問題、道德問題。因此,針對粗放型企業數居高不下問題,要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各界要發揮宣傳、引導、監督作用。從多重視角來設計好政策。
第二，是我國人口總量已進入低增長時期，城鄉青壯年勞動力的比例在下降，而用于衣食住用行的費用和服務業價格上升，使工資成本不斷提高。
第三，“十五”計劃以來固定資產投資持續高速增長并陸續形成新的生產能力，但是由于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工業生產能力出現相對過剩的情況。
第四，隨著社會進步，人民群眾要求企業必須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特別是防治工業污染的標準不斷提高，必須減少和避免生產過程造成的外部不經濟性，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要兼顧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第五，我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大國，國際貿易條件發生了新的變化，如人民幣不斷升值，貿易摩擦顯著加劇，貿易對象國設置的各種非關稅貿易壁壘增加，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導致外需下降，等等。
上述情況表明，我國工業發展已經進入生產要素成本上升階段。長期以來依靠高能耗、高物耗、低資源成本、低環境成本、低勞動力成本、低技術含量、低價格競爭的粗放增長方式將難以繼續下去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解決上述問題，在新的形勢下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是艱巨任務，必須攻堅。
“十一五”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土地、能源、原材料、資本和廉價勞動力的大量投入實現。最近10年我國消耗的鋼材、有色金屬、水泥、礦產品等各類資源性產品相當于1950年至2000年50年消耗量的總和。
第二，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不合理，每年國民收入中投資率已超過40％，消費率降到60％以。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的拉動，2002年以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平均每年增長26％以上。
第三，結構調整進展緩慢。資源密集型的重化工業比重已由1998年的55％上升到2008年的69％，加劇了能源和各種資源產品供不應求的矛盾。在產業組織結構方面，低水平重復建設屢禁不止，技術落后、規模不經濟的小鋼鐵廠、小火電廠、小水泥廠、小煉油廠等普遍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生產方式普遍存在，社會化所要求的專業化分工體系還沒有真正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低。
第四，工業生產能力過剩。一般加工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平均在70％左右。生產能力普遍供大于求。我國經濟實際上遇到了馬克思所揭示的生產過剩問題，也就是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導致出口增幅下降又進一步加劇了國內供大于求的矛盾。
第五，多數企業還沒有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雖然科技研發的投入總量大幅度增長，但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產業升級脫節的問題并沒有很好解決，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率低，新技術主要依靠引進。在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貿易中，80％以上是由跨國公司在華企業生產的。
這些年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效果不甚理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思想上急于求成，把追求GDP的增長速度、實現跨越式發展作為體現政績的主要手段。
第二，財稅體制還沒有理順，財政支出的剛性促使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多上項目、快上項目來擴大就業、增加本地區的財政收入，因此往往饑不擇食加劇了低水平的重復建設。
第三，市場準入規則不健全，或者執行不嚴，加上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降低了技術經濟和環境保護標準，保護了落后生產能力。
第四，生產要素價格不合理，特別是土地、水、礦產等稀缺資源價格偏低，導致加工制造業的盲目發展。
第五，農民的土地經營承包權益沒有依法得到有效保護，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推進城市化的問題依然存在。
第六，有效的市場競爭機制還不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落后生產能力和落后企業不能順利退出市場。
第七，缺乏創新文化和危機意識，也沒有形成平均利潤率的市場機制，房地產的超額利潤加劇了各類企業和資本在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活動，科技創新還沒有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科技研發投入雖然不斷增加，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
第八，教育體制和結構不適應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工業強國的要求，我國既缺乏創新型科技人才，也缺乏訓練有素的產業工人。
因此，當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切實可行的途徑是：第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協調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的道路。
第二，規范市場準入機制，抑制低水平重復建設。低水平重復建設指新建項目的規模和生產技術水平低于現有先進企業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這些新建項目從局部看，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短期內能夠擴大就業，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但從全局考察，這些新建項目投入生產后，并不能增加新產品的供給，而是進一步加劇一般性產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出現污染環境、浪費資源等外部不經濟性，還導致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降低了生產要素的綜合配置效率。現代市場經濟是有規則的經濟，政府減少和改革行政審批，并不等于取消市場準入規則。如果沒有政府的約束機制，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通常并不考慮外部的經濟性問題。這就需要由政府或者行業協會制訂市場準入規則，作為判斷是否屬于低水平重復建設的依據。
第三，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是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不同區域、不同企業配置的比例關系。它既是過去經濟發展的結果，又是新的經濟周期或發展階段的起點。調整產業結構的主要目的，一是消除結構性短缺或結構性過剩，保證市場供求的平衡；二是促進生產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門轉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當前我國工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既要解決資源配置的平衡問題，更要解決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
第四，促進生產社會化，調整產業組織結構。產業組織結構調整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方式。我國很多企業仍然用小生產的辦法搞大工業生產，專業化分工程度低，零部件的自制率過高。企業從原材料采購、各種零部件的加工到產品組裝和包裝，大部分生產過程都在企業內部完成。產業結構調整必須先改變“大企業、小生產”以及企業專業化分工程度低的企業組織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