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07 15:57:0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即研究金融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優化金融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并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最早進行金融發展理論研究應該從銀行出現開始，研究銀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并沒有對金融進行專門研究，只是把金融作為促進交易的工具，直到二戰后，由于經濟發展過程中資金短缺影響到部門國家經濟增長的現象明顯顯現，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研究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也形成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萌芽。這個階段典型代表是格利、E.S.肖和帕特里克。格利、E.S.肖分別發表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專著中提出金融發展是金融機構、金融制度、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的發展，金融的作用的是實現資金的順利流動，將儲蓄轉化為投資資金，從而提高生產資金，提供社會經濟增長。帕特里克（1966） 在《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中提出需求追隨和供給領先兩個金融問題，金融發展可以是被動的和相對滯后的，也可以是主動和相對先行的。奠定金融理論發展理論基礎的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中創造性的提出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采用8個指標來度量金融規模和結構，對35個國家98年的數據分析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具有正相關關系。
金融發展理論的建立可以以麥金農和E.S.肖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書中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即“麥金農—肖模型”。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落后，金融二元結構存在，金融管制嚴重，導致信貸資金得不到有效配置、儲蓄無法有效轉化為投資資金，抑制了經濟增長。肖認為健全的金融發展和良好的經濟增長能夠起到互相促進作用，使金融資源得到進一步的優化配置。
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提出后，引起了理論界的研究熱潮，促進了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其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七八十年代，從投資數量、質量等方面對金融抑制和深化論進行深入研究，認為由于受到利率和收益影響，導致資金無法順暢流向投資領域，無法有效配置，所以必須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后進入了第二階段，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生增長理論基礎上著重研究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功能和作用，規范了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解釋，得出了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金融內生化的機制作用，提出了金融約束論和金融內生增長論，深化了金融發展理論。
二、經濟增長理論
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生產商品和勞務能力的增長，即一個國家或地區潛在國民產量或潛在實際GNP的擴展。（薩繆爾森，1992）經濟增長既可以是國民收入的總產量，也可以是人均國民收入的增加。經濟增長理論是研究解釋經濟增長規律和影響制約因素的理論。
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增長的原因有資本、技術、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經濟學鼻祖斯密，他認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兩種途徑是勞動數量和勞動效率。
之后不斷有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包括了在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基礎上哈羅德和多馬提出了哈羅德—多馬模型，成為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典型，該模型認為經濟增長和儲蓄率成正向關系，和資本與產出比成反比關系，資本是經濟增長主要決定因素。但該模型基于儲蓄率和資本與產出比不變的假設，存在缺陷，麥金農對模型進行了修正，認為儲蓄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之后經濟學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以索洛模型為代表，他認為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資本和勞動各自的產出彈性以及技術進步決定了經濟增長率，同時技術進步是隨時間變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沒有提及。20世紀80年代后圍繞索洛模型缺陷，經濟學家開始從技術進步、人力資源等因素研究經濟增長的內生性，以盧卡斯和多馬為代表，盧卡斯批判新古典經濟學模型的封閉性，同時認為技術進步至少部分是是內生的，多馬提出了以規模報酬在外部性和生產中是遞增的，而在新知識創新中的規模報酬是遞減的為假設前提的內生技術創新模型。
三、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互關系分析
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內外大量的經濟學家進行了研究，但是都沒有形成一致的結論，研究的成果和結論大體分為以下幾種。
古典經濟學認為貨幣只是促進交易的工具，對生產和經濟增長沒有作用，計量統計中的相關性僅僅是金融對經濟的反映和體現而已。經濟學家托賓和熊彼特從貨幣功能角度認為貨幣的價值儲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響社會儲蓄增加資本，滿足了企業信貸需求，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經濟學家瓊、羅賓遜等人認為經濟增長促進了金融發展。原因是社會經濟規模的擴大客觀上要求相對應和匹配的金融市場建立，促進了金融的發展。麥金龍則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互相促進：良好的金融市場能夠降低投資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進社會投資，最終會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客觀上要求與之對應的金融市場建立，促進了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凱恩斯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則認為金融領域的過度投機等行為導致了金融風險的產生，有可能影響實體經濟領域導致經濟危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國內經濟學家對此的研究結論與國外研究也大體相同。當然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全球和國家級別的層面，基于省內級別層面的研究相對較少。
四、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互作用機理分析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大家關注的都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論證.而較少關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即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問題。所以其作用機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變化規律，分析內在作用機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進經濟增長，金融增長又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的。
金融機構可以以專業化和規模化的優勢幫助金融交易雙方降低信息不對稱和交易費用所導致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風險，從而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通過金融市場幫助資金流向具有發展潛力的領域和單位，優化了資源配置，促進了經濟增長。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統規避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特點，金融市場的機構和制度可以以其專業化和嚴格的審查幫助儲戶分散和降低風險，增加儲蓄，同時幫助投資者提供長期流動性使企業獲得資金，高效促進社會資金流向投資領域促進經濟增長。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費用，金融市場會在專業化和技術創新上下工夫，促進了技術進步和交易工具創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資金流動促進經濟增長。由于金融市場的存在和參與，金融制度加強了對公司的監督和監管，避免了委托風險和道德風險，改善公司治理，促進資本更快積累和長期增長，最終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根據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取決于資本的投資效率、儲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統通過上述資源配置、降低風險和交易成本、增加儲蓄、創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終影響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了社會分工，金融便是社會分工的結果。經濟不發達階段，社會分工水平不高，阻礙了金融的發展。經濟增長促使社會分工水平提高，生產效率提高財富增加，商品價格下降，增加居民儲蓄，同時，專業化水平提高增加了商品交易數量、交易種類和交易方式，要求相應的金融服務。經濟增長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要求相對應的金融發展。（作者單位：1. 貴州商業高等專科學校；2. 貴州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參考文獻：
[1]胡琳，湖南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D]，中南林業科技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摘 要：利用時間序列框架內的格蘭杰因果分析、協整技術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本文評價1978―2005年間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數量聯系。實證分析發現，控制政府支出和貿易開放度后，金融體系資金運用和金融深度都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且都與經濟增長正相關。而且，基于自回歸分布滯后邊界檢驗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本文也實證檢驗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分別控制政府支出和貿易開放度后，金融市場總融資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經濟增長是股票市場周轉率的格蘭杰原因。文章最后給出實證結論和簡短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協整分析；因果關系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2-0047-07
一、理論和實證文獻回顧
1.經濟中的金融因素：理論關系
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關系歷來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考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和實證文獻大體上可以被劃分為三種觀點：金融引領增長假說認為金融市場通過動員儲蓄為長期投資提供資金支持、誘致技術發明，并進而推動增長(W. Bagehot,1873; Hicks,1969)；增長引領金融假說認為高經濟增長將創造某些金融工具和安排的需求，并且金融市場針對這些需求和變化有效地反應(Robinson,1952; Romer,1990)；“反作用”(feedback)假說則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行為間雙向因果關系，即金融體系發展良好的國家可以經由技術變革、產品和服務創新而推動高速經濟擴張(Schumpeter,1912)，這將創造金融安排和服務的高需求(Levine,1977)。當銀行機構針對這些需求有效地反應時，這些變化將刺激更高的經濟績效。因此，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是正向相互依賴的，并且他們的關系可以導致反作用因果關系(Lunitel和Khan,1999)。
解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不僅對辨別經濟模型至關重要(Levine,2003)，而且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設計有效的政策來推動增長(Zingales,2003)。就金融發展誘致經濟增長的精確渠道而言，結構主義者主張，金融變量的數量和組成部分通過直接增加金融資產形式的儲蓄并籍此鼓勵資本形成和增長而誘致經濟增長，因此金融深化和總體金融變量的組成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抑制主義者強調金融自由化，他們假定更自由化的金融體系將誘致儲蓄和投資的增加并推動經濟增長(McKinnon,1973;Shaw,1973)。Levine(1997)從金融體系職能角度考慮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作用，他認為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兩個渠道：（1）金融中介便利風險的交易、規避、多樣化和集中；（2）金融中介通過獲得事前信息而改善跨投資項目的資金配置；（3）管理的事后監控和公司控制的實施誘致金融中介需求；（4）金融市場以有效方式動員儲蓄；（5）金融市場提高專業化程度。
2.實證研究：技術方法、結論
為評價金融部門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研究者使用不同的計量經濟方法和數據集沿著如下幾個方向進行研究：從跨國經濟計量證據看，Goldsmith(1969)最早定量考察金融―增長關系并發現金融和經濟發展同時發生。但Goldsmith的金融發展度量強調金融服務廣度而與金融服務質量聯系甚少、未指明金融發展―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方向，且沒有控制其他至少部分地影響經濟增長率的因素。King和Levine(1993)利用1960―1989年期間77個國家樣本以更精密復雜的方式度量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King和Levine(1993)以金融體系流動負債/GDP以及私人部門銀行和中央銀行提供給私人企業的信貸數量/GDP測度金融部門的廣度，以私人部門銀行而不是中央銀行提供的總信貸份額和配置給私人非金融企業的總信貸份額度量金融體系效率。三個增長指標為真實人均GDP平均增長率、人均資本存量平均增長率和總生產率增長(等于真實人均GDP增長減0.3倍的人均資本存量增長率)。，發現經濟增長關于金融發展回歸方程中金融發展變量的正向統計顯著相關系數，即使系統地控制初始收入、受教育程度、通貨膨脹、政府支出、貿易開放度和政治穩定性等可能的經濟增長影響因素后。為解決因果關系問題，他們使用1960年金融發展值度量金融發展對隨后經濟增長的影響，并發現1960年金融深度是接下來30年經濟增長率、實物資本積累和經濟效率改善的恰當預測變量，即使控制其他相關變量后。隨后，Levine和Zervos(1998)使用48個國家1976―1993年期間樣本在跨國增長研究中同時考察股票市場Levine和Zervos沿著規模、流動性、國際一體化以及易變性等方面度量股票市場發展。具體地，他們的度量是總體股票市場資本化與GDP、掛牌企業數量（規模）、國內周轉率、交易值（流動性）、與世界資本市場的一體化、如CAPM和APT模型所度量的月度股票收益標準差（易變性）。 和銀行發展，并發現，即使控制與King和Levine(1993)相同的變量后，股票市場流動性和銀行發展(銀行信貸)的初始水平亦與接下來18年內的經濟增長、資本積累和生產率的未來增長率正向顯著相關的，從而表明股票市場提供與銀行不同的金融職能。對政策制定者尤為重要的是，Levine和Zervos沒有發現市場資本化/GDP度量的股票市場規模與增長穩健相關。因而，簡單地在國家股票交易所掛牌并不必然鼓勵資源配置。相反，正是經濟生產技術所有權的交易能力影響資源配置和增長。
很多研究試圖從利用行業和企業水平數據的微觀經濟角度尋求解決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因果關系問題并更詳細地證明金融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Rajan和Zingales(1998)認為，發達的金融體系緩解企業難以獲得外部融資的市場摩擦，故大量使用外部融資的行業將更加不對稱地從更快的金融發展中受益。三個公認假設下也即是，相對而言，美國金融市場是沒有摩擦的、技術因素在無摩擦的金融體系中影響行業使用外部融資的程度，以及技術因素影響外部融資是跨國家不變的。 ，使用美國的行業外部融資作為相比較而言沒有摩擦的金融體系中行業外部融資需求基準，以總資本化和會計標準度量金融發展，他們考察41個國家36個行業的數據，并發現(行業融資)外部依賴和總資本化度量相互作用的相關系數估計在1%水平上是正向統計顯著的。這意味著金融發展不對稱地推進大量使用外部融資行業的增長，亦即金融發展通過便利外部融資而對行業增長具有巨大影響。Demirgüc-Kunt和 Maksimovic(1998)進一步允許不同國家相同行業的企業外部融資需求數量存在差別，并強調使用長期債務和外部股權為企業增長融資來考察金融影響增長的特定機制：更快的金融發展消除了企業增長的障礙嗎？控制企業水平外部融資需求差異并使用不同控制變量組合控制變量包括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經濟中企業的平均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經濟中向企業的政府補貼、經濟中企業的凈固定資產除以總資產、真實人均GDP水平以及經濟的法律和秩序傳統。進行實驗后，他們發現，增長率高于僅使用留存收益和短期借款所支持水平的企業份額正向地與股票市場流動性和銀行體系規模相聯系。
從時間序列經濟計量證據看，由于允許所有變量是事前內生且可以分析變量間短期動態學和長期趨勢運動的優勢，協整技術常被用來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Hansson和Jonung(1997)研究兩變量系統下1830―1991年間的瑞典，并發現銀行發展與人均GDP是協整的。在1870―1929年間美、英、加拿大、挪威和瑞典的三變量系統(GDP、貨幣基礎和由金融部門資產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比較研究中，Rousseau和Wachtel(1998)發現單一協整關系，表明金融和增長間的持續性共同運動。Van Nieuwerburgh(1998)對戰后17個發達和發展中國家應用協整分析，發現金融發展變量(如King和Levine變量所度量)與經濟增長協整。在協整框架中研究股票市場作用的文章始于Arestis、Demetriades和 Luintel(2001)，他們使用來自德、美、日、法和英國的25年樣本數據，發現跨國混合的金融引領增長證據，但結論很可能是短期樣本的結果。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1978―2005年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分析
利用被最廣泛使用的Granger因果關系概念，當包括金融發展的歷史不能有助于降低下期經濟增長的預測方差時，金融發展不格蘭杰導致經濟增長。表1給出本文定義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變量及其簡單解釋。對各變量的單位根檢驗如表2，1978―2005年期間的各變量呈現顯著的單位根，或者說I(1)單整序列。同期經濟增長(gdp)和金融深化程度(depth)以及銀行機構資金運用總額(bank)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也被報告在表2。可見，depth不是gdp的格蘭杰成因以及bank不是gdp的格蘭杰成因的零假設被拒絕，而gdp不是bank的格蘭杰成因以及gdp不是depth的格蘭杰成因的零假設被接受，亦即存在著從gdp到bank以及從gdp到depth的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
（二）格蘭杰檢驗協整分析
格蘭杰因果關系方法是不精確的，因為它消除了被考慮變量間的長期關系(Johansen和Juselius,1990)。協整技術能分析變量間的短期動態學和長期趨勢運動。確認時間序列非平穩性的狀況下，我們使用協整技術來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間的因果關系方向，其有力之處在于所有變量是事前內生的。在包括GDP和一個或更多金融發展變量的模型中，當存在至少一個協整向量時，金融和發展間的長期關系出現。為得出金融引導增長的結論，金融發展變量必須在在長期內是弱外生的。
為研究一階單整的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間短期動態學和長期趨勢運動，我們開始于動態方程：
yt=γ0xt+γ1xt-1+αyt-1+εt(1)
記一階差分為Δ，重新整理方程（1）產生誤差修正形式：
Δyt=γ0Δxt+(α-1)(yt-1-βxt-1)+ε2(2)
這里，β=(γ1+γ1)/(1-α)，因變量的變化Δyt被分解為Δx所捕捉的短期動態學和由均衡關系y=βx所捕捉的長期動態學。
由于gdp、depth、bank、pubex和trade都是I(1)單整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控制公共支出或貿易開放度后，gdp分別對bank以及depth回歸的參差序列(分別記為ebpub、edpub和edtr)進行ADF檢驗結果如表3。可以認定估計參差序列是平穩的，這表明gdp與bank以及gdp與depth間存在協整關系。pubex為外生變量的gdp與bank系統(記為gdpbt)，以及pubex和trade分別為外生變量的gdp和depth系統內(分別記為gdpdpu和gdpdt)，協整檢驗結果也顯示在表3。
經檢驗，上述三個系統的參差序列都是平穩序列，這證明了協整關系的正確。三個系統的誤差修正方程如下：
三、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1992―2005年
為評價我國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我們使用Pesaran,et al.(2001)新近提出的自回歸分布滯后(ARDL)邊界檢驗。該選擇基于如下考慮：首先，不像絕大多數通常對大樣本規模有效的多變量協整過程，邊界檢驗適合于小樣本規模研究，給定我們僅14個觀測值的樣本規模限制，實施邊界檢驗將是合適的；其次，邊界檢驗不施加所有研究變量必須同階協整的限制性假設，無論純粹I（0）、I（1）或互相協整的解釋變量，在變量間不存在協整關系的零假設下，F統計量的漸進分布是非標準的。積分的階不再是敏感問題，故可以超越單位根檢驗。
為檢驗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指標以及兩個控制變量的協整關系，如下自回歸分布滯后ARDL（r,s,v,w）模型將被估計：
這里，Δ是一階差分算子，FIm（m=1,2）是金融發展指標，其中FI1和FI2分別代表turno和tcap。ξt是白噪聲誤差項。
檢驗經濟增長和解釋變量的協整關系有兩個步驟。首先，使用最小二乘技術估計方程(6)；其次，通過將所有滯后水平變量的被估計相關系數限制為零，檢驗是否存在協整，即零假設是μ5=μ6=μ7=μ8=0對其可選μ5≠μ6≠μ7≠μ8≠0。若被計算的F統計量小于臨界值下界，則拒絕存在協整的零假設；若被計算的F統計量大于臨界值上界，則拒絕零假設并得出被研究變量間存在穩態均衡的結論。然而，若被計算的值落入臨界值的上下界之間，則結論是不確定的。
由于僅有14個觀測值，為避免近似共線性，我們采取表8的gdp、pubex、trade、turno和tcap的滯后組合。gdp滯后一期的情況下，turno和tcap與當期、滯后pubex和trade組合的統計值都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不存在協整的零假設。若gdp滯后二期，某些組合的統計值或低于臨界值下界，或位于臨界值上界和下界之間。
繼而，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框架中實施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所有變量內生假設下，數據將決定哪個變量是外生的并因而指明因果關系的方向。
這里Z是p×1的內生變量向量，ε是p×1正態分布誤差向量，D是系統的外生變量向量，就滯后i=1,2,…,k-1而言，Гi是短期荷載的p×p矩陣，而∏是長期荷載矩陣。我們允許協整關系中的非零截矩和數據中的線性趨勢。
協整向量是β′Z,通過將矩陣∏=αβ′分割成兩個秩為r的p×r矩陣（Granger表示定理）而得到。矩陣α度量了向長期均衡收斂的速度，矩陣β包括協整相關系數。單一共積向量的金融發展（F）和經濟活動（Y）的兩變量系數變成：
當Y針對來自均衡關系（βFFy-1+βYYt-1）的偏離而反應，而F不針對來自均衡關系（βFFy-1+βYYt-1）的偏離而反應時，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這是零假設H0：αF=0和αY≠0不被拒絕的情形。我們說金融發展是弱外生的，因為F不針對F和Y間的非均衡誤差而反應。然而，F仍可能針對Y的滯后變化而反應（ГFF和ГFY非零）。強外生性不允許后者反應。估計VECM時，我們施加βY=1的約束，這等于在共積分析中重置相關系數β=βF/βY,而調整速度是αi/βY,i=F,Y。
四、實證結論及啟示
分析本文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如下基本結論：
1. 1978―2005年期間，控制公共支出(pubex)后，經濟增長(gdp)與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系統資金運用(bank)間存在著正向顯著長期關系(0.799)，且向量系統向均衡關系的調整系數是顯著的。同樣，分別控制公共支出和進出口余額后，經濟增長與金融深度也存在正向顯著關系(分別為0.74和0.33)，調整系數同樣顯著。這意味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存在正向而顯著的因果關系。
2.考慮股票市場發展后的1992―2005年期間，由表5的協整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協整相關系數β在分別控制公共支出和進出口余額后相當顯著。從向長期均衡收斂的速度(α)看，控制進出口余額后，在經濟增長和金融體系融資額度中，經濟增長針對來自均衡關系的偏離而反應，而金融體系融資額度不針對該偏離而反應，亦即零假設H0：αtocap=0和αgdp≠0不被拒絕的情形，同時金融體系融資額度針對滯后經濟增長反應(Гtocap和Гgdt,tcop非零)，所以其是弱外生的；相應地，在經濟增長和周轉率中，周轉率針對來自均衡關系的偏離而反應，而經濟增長不針對該偏離而反應，亦即零假設H0：αgdp=0和αgdp,turno≠0不被拒絕的情形，同時經濟增長針對滯后周轉率反應(Гgdp,toap非零)，所以經濟增長是弱外生的。類似地，控制公共支出后，金融體系融資額度在經濟增長和金融體系融資額度系統中是外生的，而周轉率在經濟增長和周轉率中是外生的。概括起來，控制公共支出和進出口余額后，金融體系融資額度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經濟增長是周轉率的原因。
由上述實證結論，可以就我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關系推斷如下：首先，與King和Levine(1993)所強調私人部門銀行提供給私人企業的信貸數量度量不同，我們的以國有(商業)銀行對國有企業為主的銀行系統資金支持度量同樣與經濟增長正相關，且存在從金融發展到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這個結論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并證明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理論和實證關系可穩健地在不同經濟體制中成立；其次，從我國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和實證關系看，我國的股票市場經由為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但由于國有非流通股的影響、上市公司整體盈利能力較低、政府行政干預痕跡濃厚等原因，股票市場克服信息不對稱、向有價值的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有效地監控管理者、提供風險管理服務等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所以推進股權分置改革、改善國家的股票市場干預方式是發揮股票市場推動經濟增長的題中自有之義。
當然，我們的金融發展度量是初步的，而且，就評價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而言，我們的1978―2005年和1992―2005年樣本規模可能不充分，這降低我們解釋結果的信心。
參考文獻：
［1］ Engle and Granger.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 ［J］. Econometrica, 1987，（55）：251-276.
［2］ Levin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35）： 688-726.
［3］ Levine and Zervos.Stock Markets,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88）：537-558.
［4］ Luintel, K.B. and Khan, M. A. Quantitative Reassessment of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a Multivariate VAR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60）：381-405.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Economic Report, 2000/2001, various issues.
［5］ Pesaran, Yong Cheol and Smith. Bound Testing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evel Relationships ［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1,（6）：289-326.
［6］ Acemoglu, Daron, Johnson, Simon and Robinson, James A. Arellano, Manuel and Bond, Stephen.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2)：277-297.
［7］ Arestis, Philip, Demetriades, Panicos O. and Luintel, Kul B.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Stock Markets ［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1, 33(1)：16-41.
［8］ King Robert and Levine,Ross.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in Colin Mayer and Xavier Vives, eds.,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1993a,156-189.
論文摘要：本文從理論和實證研究兩個角度出發，對近年來國內外諸多學者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關系研究的文章進行了歸納和總結，綜述過程中筆者給出了適當的述評，并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當前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宏觀經濟景觀：一方面是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泛濫，一些商業銀行因為存差過大而發愁；另一方面是企業借錢難、籌資難，許多很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因為資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吳敬璉，2006）。他認為問題癥結在于，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組成的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使富裕的資金無法流入最有效率的產業和企業，資金流通不暢的必然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綜觀各個發達國家，幾乎毫無例外的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而且似乎經濟程度與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也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究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一種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國內外的諸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綜述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系
對于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系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并不是因為缺乏能用于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綜述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韓延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
史永東(2003)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框架下的計量分析，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在格蘭杰意義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具體數值。
三、小結
從以上的綜述可見，目前為止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仍然處于發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其一，“金融”這個概念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誰能夠給出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特別是隨著經濟和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金融總是處于變化發展當中。因此，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影響因素就不好確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數據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術手段的局限性。計量經濟學誕生到現在為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科研領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仍然還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隨著計量經濟技術的不斷進步，新的更先進的技術手段必將隨之出現，未必現在認可的東西就永遠正確。
參考文獻：
[1]吳敬璉:借助金融創新.實現經濟增長[J].農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區域金融發展區域經濟增長
金融是現代經濟活動的核心，金融資源的數量及其配置效率是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約束條件。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也是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在空間上的具體化。實踐證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愈高，越需要強大的金融做基礎，金融的作用就愈強。區域金融活動的主要作用在于分配資金，其運作機制就是金融活動影響儲蓄和投資，儲蓄和投資影響資金流量結構，再影響生產要素的區域分配結構，最終影響到區域經濟增長。如果是區域金融體系較完善，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則對本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必然起到促進作用，進而通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高資本的使用效率，調整區域產業結構，促進區域經濟增長，達到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因此，區域金融理論不是區域與金融的簡單疊加，而是將區域與金融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觀察，分析其產生、發展、運動的規律，探討的核心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在地域上的表現，或者說是對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間互生共長關系的研究。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是相互依存的統一體，兩者相互作用，共同發展。
一、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1、區域金融發展有利于促進區域資本的形成。一個區域若沒有足夠、持續的資本供給，既不能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也不能促使區域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區域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資本的積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儲蓄的規模和資本產出效率決定的。區域金融發展之所以能夠增加儲蓄規模，原因在于實際利率水平、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金融資產的多樣化程度以及金融部門的效率和融資機制會影響到儲蓄率和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金融系統越發達、金融機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選擇機會就越多，金融服務越便利周到，人們從事金融活動的欲望就越強，一些非生產性的或暫時閑置不用的資金就可以被吸引到生產性用途上來，儲蓄率就會提高，資本積累的速度就會加快。同時金融發展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降低了信息和交易費用，從而影響到了儲蓄水平、投資決策、技術創新以及長期經濟增長速度，進而提高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在實際中，金融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融資方式能將區域內、外企業和居民的盈余資金通過儲蓄間接轉化為投資或直接轉化為投資而形成資本，從而對區域經濟增長起著第一推動力的作用，這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
2、區域金融發展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資源配置。金融對經濟有顯著的結構調整功能，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為產業結構調整創造有利條件。資本市場中，企業資產可通過證券化形式，在不改變所有權的前提下，借助使用權的轉讓，引導企業資源從一個行業或企業轉向利潤率更高的行業和企業，改變資源配置結構，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二是擴大產業結構調整增量資金來源。產業結構調整需要大量的增量資金投入，以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為主的資本市場，作為一種直接融資機制，可以根據資金的趨利性，吸引國內、外的資金更多的投入到優勢產業、新興產業。三是拓寬產業結構存量調整空間。增量投入往往會受到資金來源的約束，而改變現有資源在不同產業間分布，能迅速實現存量結構調整。不同企業間的資產重組是存量調整的一種非常有效的操作方式，借助資本市場的虛擬化資產具有較高流動性的特點，可使資金向不同地區，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間的流動與組合，又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資產存量調整所需的資金，可加快存量調整的步伐，拓展調整空間。總之，區域金融對區域經濟有顯著的結構調整功能，并通過它實現資金配置效益最大化，從而實現資本邊際生產力的提高。
3、區域金融發展具有引致其它資源要素流動和聚集的作用。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在經濟運行中是聯系其它部門的紐帶，它通過資金這種特殊資源的流動，起著引導和配置其它資源在區域內和區域間的流動，從而獲得本地區稀缺的資源。例如，由于物隨錢走，伴隨著資金在區域內的流動，相應就會帶來技術、信息等要素。同樣勞動力資源要素的流動也受經濟利益的驅動，哪里有資金有項目，勞動力就往那兒流動。
4、區域金融發展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分工與合作。首先，金融促進區域經濟的分工。區域分工是由于各地區生產要素的稟賦差異和生產要素的不完全流動而引起的產業活動在區域上的差異。金融通過區域性的信貸、區域性的資本市場及引進外資等手段，合理支持地區性優勢產業的發展，并使各地區形成不同的主導產業部門，從而促進了區域分工的形成。其次，金融促進區域經濟的合作。合理的區域分工是有效的區域合作的基礎，沒有區域的分工，就沒有區域經濟的協作，也就更沒有區域間的開放。區域經濟的協作要以統一的、開放的金融體系作為基本前提。一個按照經濟區設立的中央銀行分支行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府行為對金融系統的直接干預，這樣就提高了區域經濟有效協作的可能性。隨著區域性、全國性的資本市場的形成，資本市場本身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將促使區域性主導產業帶動并促進區域經濟的協作。再次，科學的區域性金融投向能夠縮小區域間的差距。區域間“梯度”差異的存在是客觀的事實，它是產業生命周期在空間上的一定程度的自然表現形式，但“梯度”的差異不能作為區域經濟發展順序的人為的出發點。落后地區可以在區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和對口支援等制度，縮小區域間的差距。
5、區域金融發展能夠推動科技進步，提高要素生產率。無論是社會生產力體系中諸要素面貌的重大改變，還是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抑或經濟發展速度的提高和產品競爭力的迅速增強，均離不開科技進步的巨大作用。調查表明，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進步和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障礙。金融發展過程客觀上推動了經濟貨幣化、金融化進程，從而一方面為金融產業乃至整個社會的技術創新提供更強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幫助科技成果迅速傳播、普及，加速向現實生力的轉化。
二、區域經濟增長對區域金融發展的作用
1、區域的經濟運行狀況決定區域金融運行及其效率。在現代貨幣信用經濟條件下，基本經濟狀況決定和支配著金融資源的供求及其平衡。國民經濟運行對金融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主要表現為經濟規模擴大，而經濟規模的擴大不但會引起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規模的相應增長，而且還會直接影響到金融產業的發展。從理論上講，經濟效率決定金融效率，區域經濟效率的提高在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會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資源供給者和金融資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場的投資者和融資者的滿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從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時，區域金融效率還要受到區域經濟結構的影響。經濟結構的變化不僅可以引起金融資源需求結構的變化，從而改變融資結構，影響金融效率，而且還可以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從而引起金融資源供給結構的變化，進而影響金融效率。
2、區域金融創新環境影響到區域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金融創新。金融創新是金融資源分配規模不斷擴大、金融需求不斷多樣化和金融效率不斷提高的客觀要求，是金融經濟迅速發展的內在動力。而金融創新的程度客觀上取決于金融創新環境，從而區域金融創新環境作為區域創新環境體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響到區域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3、市場化進程的區域差異影響到金融資源的跨區流動。比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制度安排，很明顯，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源才能隨著貨幣信用體系的發展獨立生成為一種特殊的資源，并在經濟資源分配中發揮著引導作用。區域市場化進程的差異，直接造成金融資源的供求在空間上的非均衡分布。如果是過度的區域差異，必然大大降低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
參考文獻：
1、沈麗：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J]《經濟師》2006（4）
關鍵詞：最小二乘法；經濟發展；工資增長；預測
中圖分類號：F24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0-02
一、問題的重述
經濟發展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社會和政治體制變革的經濟增長，即不僅意味著產出的增長，還意味著隨著產出的增加而出現的產出與收入結構的變化以及經濟條件、政治條件、文化條件的變化。在經濟學中，常用GDP來衡量該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綜合水平。這也是目前各個國家和地區常采用的衡量手段。而收入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家經濟的發展，于是GNP也被看成是衡量國民經濟發展情況的一個重要指標。
職工平均工資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者收入水平的重要指標。該指標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職工平均工資指標關系到勞動者目前乃至退休后的切身利益，對人口就業起到導向作用；職工平均工資數據也是政府部門制定最低工資標準、計算各項社會保險(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繳費基數的依據；是法院在判定突發事件如工傷、車禍等對受害人給予經濟補償的參考依據。同時，通過各單位、地區或行業不同時期職工平均工資的對比，可以看出平均工資水平增減變動及存在差距。對企業來說，職工平均工資與企業平均利稅、勞動生產率等有密切的聯系。平均工資與平均勞動效率比較，可以判斷工資水平和增長速度是否合理。可見，它既是反映職工生活水平高低的“晴雨表”，也是衡量是否正確處理國家、企業與個人三者利益關系的測量器。準確的職工平均工資，能正確地反映職工生活水平的高低，衡量出國家經濟的發展狀況。
二、需要解決的問題及問題分析
將在中國統計年鑒中收集到的1978-2009年全國GDP、GNP的相關數據轉化為曲線，并通過對比曲線趨勢圖，簡單、合理的預測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態勢。
作為收益與成本的復合指標――工資，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決定因素，因此，工資的變動必然會影響經濟增長。而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中國工資的變動及其調節與經濟理論有很多出入的地方，需要進行有效的措施加以校正。以山東為例，通過對山東以前的經濟增長與工資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相關研究中梳理得出，經濟增長與工資增長之間存在內在關系，并對此關系進行了合理的分析與假設，從而對2011年至2035年的山東省職工的年平均工資作了簡化、合理的假設。
三、模型的建立與求解
模型的假設：假定職工的平均工資與人均GDP保持同等的增幅。
(一)對未來中國經濟、工資增長情況的分析與預測
1.對于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和工資增長的形勢，我們收集了相關資料，也進行了分析與討論。
GDP：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是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
GNP：國民生產總值，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它是指一個國家地區的國民經濟在一定時期(一般1年)內以貨幣表現的全部最終產品(含貨物和服務)價值的總和，是衡量全國平均收入水平的重要指標。
在中國統計年鑒中收集到了1978-2009年全國GDP、GNP的相關數據，為了更清晰地了解該信息，將抽象的數據轉化為了直觀的曲線圖，對比如下：
圖一：
2.提出假設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78年-2009年中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總收入的對比分析，可以發現1978年至1991年經濟基本保持平穩并緩慢增長，1992年至2002年較前期有較快增長，2003年至2009年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可以發現：過去我國經濟發展和工資增長保持著基本一致的趨勢，其平均增長速度為14，如無意外，未來我國經濟發展也將保持基本一致的趨勢。
(二)預測2011-2035年山東省職工的年平均工資
由于我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收入的增長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預計在未來，經濟和收入將會得到一個持續的增長，當增長到一個巔峰時期，又會出現一個比較平穩并緩慢增長的局面，直至21世紀中葉達到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使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工資隨年限增長的關系或多或少地存在非線性，根據前面分析得到的趨勢圖可以明顯看出來，本文采用曲線擬合的最小二乘法來確定擬合的多項式方程。
1.曲線擬合的最小二乘法原理
對于給定的一組數據(i=0,1,…,n)，求做m次多項式(m
(1)使殘差的最大絕對值為最小 ；
(2)使殘差的絕對值之和為最小 ；
(3)使殘差的平方和為最小 。
分析以上三種準則，(1)和(2)兩種提法比較自然，但由于含有絕對值運算不便于實際應用，而基準于準則(3)選取擬合曲線的方法易于實現，這種方法稱做曲線擬合的最小二乘法。
從計算上講，曲線擬合是采用m次多項式來逼近非線性曲線，并由最小二乘法來確定多項式方程的各系數從幾何意義上講，就是尋求與給定點 (i=0,1,…,n)的距離平方和為最小的曲線。函數稱為擬合函數或最小二乘解，求擬合函數的方法稱為曲線擬合的最小二乘法。
2.參考山東省統計年鑒中的1978-2010年山東省職工歷年平均工資數據，擬合曲線方程。
利用eviews3.1中提供的方程估計法――方程對象能直接確定曲線擬合的多項式系數，得到估計輸出結果見下表：
表一：估計輸出結果表
比較了幾種擬合情況估計輸出結果表中的殘差平方和，選擇了殘差平方和最小的情況，即最高次為3次的多項式，即：
同時根據eviews3.1中輸出的估計擬合圖像(見圖二)也可以看出該曲線多項式的擬合程度較好。
3.根據得出的等式進行預測。
在eviews3.1中將年份中的數值范圍擴大到1978年至2035年，再在forecast中進行預測，得到2012年至2035年預測值見表二。
表二：2012年至2035年預測值
四、模型的改進與分析
整個模型的建立都是在“假定職工的平均工資與人均GDP保持同等的增幅”這一假設之下的。而在現實生活中，工資的增長除了受到經濟發展情況的影響外，還受到稅收、通貨膨脹、戰爭、氣候等其他因素的印象。若在建立模型時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或者加上一個隨機因子，預測出來的數據將會更加準確和具有說服力。
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局.山東省統計年鑒2010[M].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2]中國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3]劉志平.最小二乘法原理及其MATLAB實現[J].中國西部科技,2008(05).
[4]易丹輝.數據分析與EViews應用[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關鍵詞：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帕加諾模型 農村金融 經濟增長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背景
自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產生之后,人們就一直在思考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古典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在經濟發展中只充當“面紗”作用,經濟增長完全取決于實體經濟部門。但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經濟學家已經越來越深刻的認識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作為在這一方面做出開創性貢獻的學者,戈登史密斯(Goldsmith)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同步進行”。
近年來,國內經濟學界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也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但同時研究成果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談儒勇(1999)較早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他認為二者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筆者認為,我國學術界對于該問題產生爭議的原因有二:其一,在實證模型與統計指標的選取上,學者之間存在差異。其二,我國的金融市場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管,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某些假設條件并不一定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符。
農業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它的發展面臨諸多難題。本文基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帕加諾模型,綜合運用1993―2007年的經濟數據,對我國典型的農業大省――河南省的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研究,試圖探究金融影響農村經濟的途徑以及金融發展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力作定量分析。
二、經濟理論架構與統計指標選取
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探究過程中,西方經濟學家基于不同的假設,建立了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型。20世紀80年展起來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將多種經濟機制引入,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內生基礎之上。帕加諾(1993)將金融因素加入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模型―AK模型,研究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方式。
假設一個沒有政府的封閉經濟,只生產一種產品,它可以被用于消費或投資,人口規模不變,總產出是總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6〕從而總產出函數為:
Yt=Akt ①
(A為資本的邊際產出率,K為總資本存量)
AK模型假定如果產品被用于投資,并且每期以一定的比率折舊,設資本折舊率δ為一常數,則可得出:
Kt+1-(1-δ)Kt=It ②
經濟實際增長率:
g=Yt-1/Yt=(Akt+1-Akt)/Yt③
將②式代入③式得:
g=AIt/Yt-δ④
均衡條件下,總投資等于總儲蓄(I=S),因此:
g=ASt/Yt-δ ⑤
帕加諾認為金融市場的作用主要是體現在將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上,所以在加入了金融部門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由于金融中介成本的存在,儲蓄向投資的轉化過程中會產生資本漏出,因此總投資I等于總儲蓄S的均衡條件并不成立,而應將均衡條件修改為θS=I,其中θ為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可得:
g=AθSt/Yt-δ=AθS -δ⑥
(S =St/Yt,為儲蓄率)
方程表明,資本邊際生產率A,儲蓄――投資轉化率θ,儲蓄率S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影響這三個變量的任何因素都將進而影響經濟的內生增長。
(1)資本邊際生產率A揭示的是技術水平。金融發展必然降低信息與交易費用,使資金投向回報率較高的項目,從而推進經濟增長。由于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直接受資本產值率的影響,因此用農業產值率(農業投資與第一產業產值之比)代表農村資本的邊際生產率。〔7〕
A=a0+a1(I/Y)+u
(2)儲蓄――投資轉化率θ是描述金融資源利用能力的有效指標,它代表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目前國際上通常采用麥氏(M2/GDP)和戈氏(金融資產總量與GDP之比)指標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考慮到我國缺乏各省市的M2統計數據,本文采用戈氏指標衡量金融發展水平。設金融資產重量為B:
θ=b0+b1(B/Y)+e
(3)影響儲蓄率主要因素包括居民收入水平,實際利率,預期的不確定性,經濟貨幣化和資本市場發育程度。〔8〕鑒于我國農村經濟貨幣化和資本市場發育程度較低,以及數據的可獲取性,在此采用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與實際利率構建儲蓄率函數。
S=c0+c1X+c2r+ξ
根據對A、θ、s三個變量的分析并綜合以上三個方程,我們可以為實際經濟增長率構建計量經濟模型:
LnYt=a0+a1 Ln(It/Yt)+ a1 Ln(Bt/ Yt)+ a3 Xt+a4r t-1+et
(Y為第一產業產值,I為農業投資,B為金融資產總量,X為農民純收入,r實際利率。)
本文在指標和數據的選取過程中做了如下處理:
1、農業投資=農業固定資產投資+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農業更新改造投資+農業貸款〔9〕
2、由于農村金融市場單一,因此農村金融資產總量采用涉農存貸款總和計算。
3、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通貨膨脹率,名義利率采用一年期存款利率加權平均,通貨膨脹率采用農村居民價格指數。鑒于利率變動對于經濟的影響一般都存在一至兩年的時滯所以模型中采用滯后一期的實際利率值。
三、結果分析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Pagano模型,運用計量經濟學的回歸分析方法,對河南省1993―2007年的相關經濟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河南省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高度的正相關關系,農村金融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從回歸結果中看出,各解釋變量和農村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相關關系,說明金融通過作用于資本邊際產出率、儲蓄―投資轉化率、儲蓄率進而影響農村經濟增長。
資本邊際產出率(I/Y)與經濟增長存在負的相關關系。即耗費在每一單位產出上的投資每增加1%,將引起經濟增長率降低1.39%。因此大規模增加投資并不能真正促進河南農村經濟增長,提高資本的利用效率才是促進經濟增長之道。
農村居民收入與農業經濟增長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居民收入的增長通過提高儲蓄率來影響經濟增長,而經濟總量的增長也是居民收入提高的源泉。
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對農村經濟的推動作用最大,金融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0.91,表明金融資產規模的擴大有力的推動了農村經濟總量的增加。
目前河南農村經濟與金融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首先,河南農村金融發展水平低下。2003年河南農村金融發展水平指標(B/Y)達到最高的1.97,之后這一指標一直處于下滑狀態,2007年這一指標已經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次,農村金融市場單一,由于資本市場不發達,農業生產融資尤其是個體農戶融資困難,作為正規金融補充的民間金融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第三,存差不斷擴大,1999年末,縣域金融機構存貸比表現為貸差120億元,從2000年起這一指標開始反向轉換,由貸差轉為存差,到2005年末,存差擴大到1666億元。〔10〕
綜合以上回歸結果分析以及河南省農村經濟金融發展現狀,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合理利用農業投資,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將農業投資由高消耗、低產出、高污染的部門轉向低消耗、高產出、環保型的部門。
2、改變農村單一的金融市場結構,構建以政策性金融、商業金融、農村合作金融為主體,以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等其他金融市場為重要補充的現代農村金融體系。
3、針對金融機構撤離農村,農村金融資產外流嚴重的狀況,建立金融資產回流機制。
作為我國典型的農業大省,河南農業的發展速度長期滯后于其他產業。金融是河南農村經濟增長的引擎,它如何深化發展是農業現代化過程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據本文對河南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定量分析可知,河南農村金融系統應該加快自身的發展進程,努力縮小與城鎮金融、全國金融發展的差距。
參考文獻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 教育 人力資源 發展經濟學
經濟增長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根本，無論是從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還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勞動力的素質以及勞動力素質所決定的科學技術競爭將逐步代替資源和資本競爭的時代，人力資源作為國家發展的一項重要資源，現代社會以來日益受到各國的廣泛重視，人力資源的發展和提高是離不開教育的，因此，深入研究教育、人力資源開發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對于像我國這樣的人口數量眾多、人口質量相對較低、人均資源量較少的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乃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發展價值。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高效、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就必須要實現對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和開發，使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基數大的劣勢轉化為人力資源的優勢，以此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所以必須注意到直接影響人力資源的問題，要聯系人口問題和教育問題進行分析。
一、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關系
人力資源一詞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提出，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以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促進生產增長的主要因素，它也是具有經濟價值的一種資本。人力資源可具體體現在勞動者身上，是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表示的非物質資本，這里主要是指勞動者的質量。人力資源就是潛藏在勞動者體內的勞動能力，將這種能力發揮出來就可以實現勞動生產力。
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歷史上世界經濟增長中心的轉移，都與人力資源的利用開發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各國人力資源開發利用的水平和狀況從某種意義上決定著該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速度。人力資源的積累有質量和數量兩個層面，發達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始終占有優勢地位是因為他們成功地實行了這兩方面的積累。而人力資源作為特殊的經濟資源，在經濟發展中也同樣有著特殊的開發利用價值。
人力資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寶貴重要的資源。首先，人力資源是可再生的經濟資源，可以通過各種教育手段進行培養和創造，從而培育出高素質的人才，進而形成具有較高質量的人力資源，能夠成為最具有開發和利用價值的經濟資源；其次，人力資源素質層次的變化能夠影響人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需求變化，在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人力資源素質層次越高，其對精神的需求就越大。現代社會完善的競爭激勵機制、健全的人力管理體制、先進的企業文化、優良的工作環境等，能夠激發高素質勞動者的潛在智力和創造力的迸發，從而促進極好的經濟效益的產生；最后，人力資源不僅僅是經濟資源的開發者、產品的生產者，人的思想、觀點、愿望和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等意識形態都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開發利用效率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因此，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覷。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對人力資源的發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現代農業經濟要求勞動者還應具備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從事信息產業的勞動者不僅要有較高的智商，而且淵博的知識和良好的知識結構和儲備也同樣不可或缺；隨著商業和服務業的興起，勞動者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心理素質成日益為企業看重的首要因素；而現代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則要求勞動者具有較強的創新思維能力和創造力。新興產業的發展，對人力資源的質量要求將越來越高，這必然使得高素質人才的缺口將越來越大。目前，我國專業技術崗位工作人才短缺，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才在全國專業技術人員所占比例很小，高級技術人才大量短缺已成為十分嚴峻的問題。加大對提高人力資源的投入，提高人力素質，優化人力資源結構已成為我國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
二、教育在人力資源中的作用
教育對人力資源的開發方面的作用及其在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越來越被重視，人力資源的形成與增強，既要提高國民的身體素質，更要加大對智力提升的投資，也就是在改善營養衛生條件的同時，增強并普及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教育作為一種促進人力資源發展的投資形式，可以視教育和其他物質投資一樣進行投資—收益分析。盡管一些發展中國家仍然存在受教育程度高者的收入不如受教育程度低者收入水平的情況，但這只是一些非常規大量出現的反常現象。一般而言，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是呈正相關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水平越高，反之則越低。
實際上，教育與收入兩者之間的真實關系并非是一條平滑的直線。不同階段的教育所獲得的經濟收益不同，收入最高的那些人絕大多數并不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受教育水平提高帶動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產生的結果就是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教育大都為官方教育，這就造成發展中國家教育的需求比供給的作用重要，這也充分體現出大力發展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不僅能夠增加個體和家庭收入，同時還可以改善單個家庭在醫療、教育、計劃生育以及就業等多方面的態度和舉措。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能更好地掌握公共醫療保健知識，并能夠有效利用這些資源，使子女在醫療、受教育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幫助，從而形成良性循環，能夠創造更強大更有力的人力資源，從而達到促進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目的。
人口問題一直是困擾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難題，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并使之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相協調，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現狀和發展課題。經濟的發展，取決于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取決于人的作用發揮。人力資源開發和利用效率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區域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大力開發人力資源，提高人力資源利用效率是新時代能否占領經濟市場制高點的決定因素，促進人口素質提高和人力資源的利用水平，提高人力資本的創造力和生產能力是當務之急也是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舉措，在這一過程中必須重視教育在提升人力資本中的作用，通過大力發展教育來解決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關系
目前，我國正致力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而對于國內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也相當重視，為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應該盡早找出存在于經濟增長中的諸多問題的解決方法，而正確認識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經濟生活所帶來的一些問題。經濟增上實際上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時間內商品和勞務的生產能力的增長，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物質方面的進步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經濟發展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福利增長過程，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經濟結構的改變，即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價值判斷以及經濟形態的變革。經濟發展相對于經濟增長而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國家財富和經濟機體量的增加，意味著質的變化；而經濟增長在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導致一些問題的產生，而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所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是經濟效益問題，也就是農業生產力的匱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較高等；生態環境問題，也就是說我國人均GDP處于低谷時期，對生態環境的污染與破壞是國家和人們必須面臨的挑戰；資源消耗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出現煤電油緊張的情況是無法避免的；分配不公問題，我國城鄉的貧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當快，同時隨著人口增長、城鄉之間的差異以及結構調整導致的就業壓力等原因，都會導致分配不公問題的擴大；道德建設問題，因腐敗問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以及逃稅漏稅和亂收費等問題也會給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的影響。由上述情況可知，中國正處于經濟增長的上升期，而要實現高速度的增長往往要注重內涵也就是質的提高，這就需要我們著眼于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因此，我們必須深刻了解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聯系與區別，才能正確解決經濟增長存在的問題，真正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聯系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增長重在數量，而經濟發展重在質量，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側重于經濟數量的增加，而經濟發展則側重于經濟質量的提高以及經濟結構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發展共同構成數量與質量，結構與總量的統一；經濟增長是手段，經濟發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包含、相互促進。也就是說經濟增長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為持續有效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條件；經濟增長是基礎，經濟發展是結果，離開了經濟增長就不能談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因此體現社會經濟進步的必要條件是經濟的增長，而實現社會經濟進步的充分條件是經濟的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
首先，二者的理論基礎不同，經濟增長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而經濟發展則依據的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和均衡發展理論等；其次，二者的目標取向不同，經濟增長著眼于經濟的短期變化，而經濟發展則關注的是經濟的長期變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標不同，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是經濟增長的速度、經濟總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經濟發展除了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衡量外，社會個發展指標、社會公平與穩定指標以及自然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等也是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二者對于實現路徑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經濟增長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長中求發展，側重于先實現經濟增長，而后再談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方式則認為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能有效改善經濟結構，必須從發展中求增長。由此可見，經濟增長與發展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樣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結構。
三、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途徑
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增長的上升期，隨著市場推動力的增強逐漸形成自主的經濟增長機制，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經濟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首先，要將生產力的釋放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來提高產業的生產效率，從而使國民經濟發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環經濟以資源的充分利用使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還要大力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建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機制，提高人的素質和知識是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核心，通過經濟發展實現社會福利的普遍提高，從而構建出和諧的社會。
當今社會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來實現經濟發展，堅持以人為本，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結構，真正解決經濟增長背后的諸多問題。近年來，我國經濟會議強調穩中求進，這體現了實現經濟增長到經濟發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們只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對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內涵有了更透徹、精準的把握，才能實現未來的經濟發展目標，最終實現穩中求進經濟結構體制。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