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09 16:08:2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學的基本公理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資本論》；西方經濟學；工資理論；比較
工資理論作為分配理論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形成部分，其結構和形式也就取決于生產結構以及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不斷革新，生產結構有了重大變化，處于不同生產結構階段的工資理論也發生著變化，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此外，基于不同價值理論，對工資理論的認識也存在差別。鑒于此就有必要對處于不同生產結構進程中和邊際革命之前以勞動價值論與之后以效用價值論為基礎的工資理論做一個比較。
一、《資本論》中的工資理論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然而，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決定了“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它包括：（1）維持勞動者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2）勞動者養活他的家屬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3）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費用。
馬克思在闡述了勞動力價格和剩余價值量的變化時指出了勞動力價格和剩余價值的相對量（即剩余價值率）取決于三種情況：一是工作日長度，二是正常的勞動強度，三是勞動生產力。并就其不同組合，對勞動力價格和剩余價值的相對量的變化作了詳細的論述。
工資的運動規律。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論述中，指出在積累和伴隨的積聚的進程中可變資本部分相對減少。并認為對勞動的需求隨總資本的增長而遞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和產業后備軍以比可變資本的相對減少更快的速度增長。并進一步指出決定工資的一般變動的原因，即不是工人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動，而是工人階級現役軍和后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是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被游離的程度。
二、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
斯密在工資理論上體現著二重性。一是“勞動生產物構成勞動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二是“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他認為工資的數額即勞動的市場的價格是資本家與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的結果。
李嘉圖工資理論的特征是把工資理論和勞動價值論聯系起來。他從勞動自然價格或價值上闡述決定工資數量的基礎。這事實上已正確地確定了工資的自然基礎。他也認為市場價格由勞動力供求決定。并認為貨幣工資有上漲趨勢，但實際工資有下降趨勢。
邊際革命之后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中，馬歇爾的均衡工資理論認為工資并不是由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獨自決定的。但對于一個既定的勞動供給水平來說，工資衡量邊際生產力并且等于邊際生產力。“當馬歇爾說工資率是在邊際上決定的而不是被邊際所決定的時候，他實際上就是主張生產力的邊際是終極原因”。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針對大蕭條時期的就業問題提出剛性工資理論。并用工會、集體談判和長期合同來解釋工資剛性。
新凱恩斯主義以經濟面臨總供給或總需求的沖擊時，就業劇烈波動而工資卻呈黏性這一經濟現象為背景提出效率工資理論。夏皮羅和斯蒂格利茨在1984年建立了一個效率工資的動態模型。效率工資理論最突出的理論特色在于注意到了物品不具有能動性，而勞動力具有。
三、比較
（一）價值理論基礎
馬克思將正確區分勞動力價值和勞動的價值作為突破點，第一次科學完整地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其對工資理論的闡述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并以其為起點。認為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結合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對資本主義工資的運動規律給以合理闡述。
邊際革命之前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如斯密，因其價值規定上的二重性導致的其工資理論的二重性；又如李嘉圖，不能認識到工資理論的本質，最終導致其學說體系解體。這些理論的不正確性都因其不能夠正確區分勞動力價值和勞動的價值。
邊際革命之前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不能正確區分勞動力價值和勞動的價值，只能說明他們在揭開勞動價值論神秘面紗時走了彎路。而邊際革命之后的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因其理論建構在效用價值論的基礎上，把客觀的價值標準轉向了主觀的價值標準，表明他們走上了方向錯誤的另一條路。雖然其強調人的主觀效用，但也消除了人的勞動在價值生產中的主體地位。
（二）生產結構
“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生產工具的分配，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這種同一關系的進一步規定。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產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確定了”。在馬克思看來，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取決于生產的結構。從屬于分配的工資理論也應是生產的產物，取決于生產的結構。馬克思是把勞動力當做是商品來論述其價值，因此這種特殊商品的價值同樣由再生產它的勞動時間決定 ，亦即在生產中決定，并把勞動力的價格同剩余價值量相聯系；而在考察工資時更是直接將其置于生產之中，并通過資本生產與積累的過程而造成的相對過剩人口和產業后備軍來說明工資的運動規律。故馬克思的工資理論是反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一般的，邏輯與規律相統一的理論。
第二次工業革命及其以后這種狀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技術革命因科學的發展和燃料問題的解決得以廣泛地進行，生產力極大提高，生產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的有機和技術構成日益提高。資本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資本支配和統治勞動更加嚴重。也正基于上述原因，以邊際生產力工資為基礎的一些理論相繼出現。
（三）分析方法
馬克思的工資理論與邊際革命之前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更多的是在邏輯推理上對基于其價值理論的工資理論進行闡述，而邊際革命之后關于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的數理分析方法不斷改進和豐富。
參考文獻：
關鍵詞：假設；檢驗；預測；描述；人文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9―0005―06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的影響可謂長久不衰，幾乎引導了戰后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潮流。在實踐領域，弗里德曼的“F論點”說服了大多數經濟學家。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一派經濟學家對于“F論點”的堅持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另一派經濟學家對于“F扭曲”的批判構成了20世紀后半葉經濟學方法論討論的主干。關于弗里德曼方法論的研究文獻雖然已經浩如煙海，但是既有的研究幾乎存在一個共通的缺陷，就是就科學問題而論科學問題，而沒有意識到經濟學還存在人文這樣一個重要維度。我們認為，單純從科學角度看待這場爭論的話，由于經濟學不具備可控條件下的可實驗性，是不存在解決出路的。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回歸亞當?斯密的古典傳統，重視人文的維度。
一、解讀方法論之爭的哲學基礎
實際上，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都是波普爾“證偽主義”的支持者。雖然“證偽主義”是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波普爾卻認為：“同分界問題做對比，指出意義問題是個假問題。但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卻把我的貢獻歸納為提出了這樣一種建議：用可證偽性的意義標準取代可證實性的意義標準――這實際上使我的觀點變得毫無意義。”但是，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凡是能夠被經驗確證或否證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進而認為波普爾只不過是強調了否證的重要性。所以，許多人似乎一直把波普爾當作一個邏輯實證主義者，或者充其量也不過把他當作一個用可證偽性代替可證實性的持不同意見的邏輯實證主義者，甚至邏輯實證主義者也寧愿把他看作是一個盟友，而不是一個批判者。所以，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的方法論之爭雖然有著深厚的科學哲學基礎，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對波普爾“證偽原則”以及“實證原則”的不同理解。結合經濟思想史和科學哲學的新發展重新梳理這場方法論之爭，有助于提升我們對于經濟學性質的認識。
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的核心是所謂“F論點”：(1)科學的目的是發現預測良好的假說；(2)假設不是檢驗理論的所在，其現實性與理論的有效性無關。弗里德曼對預測的闡述類似于波普爾。他將經濟學中的假說和其預測的可證偽的重要性放在了判斷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核心標準的位置。有人統計，20世紀70和80年代出版的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著作，幾乎都直接或間接與證偽主義有聯系，因此，布勞格(1992)把20世紀經濟學方法論的特征概括為“證偽主義的故事”。在弗里德曼看來。作為實證科學的經濟學到底與一般性理論有所不同。實證科學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統知識，其終極目標是發展能夠對觀察到的現象提供有效的解釋，并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義的預測的理論。作為一種實質性假說體系，理論不僅要具有“內在一致性”，還要保持‘外在一致性”。那么，為什么弗里德曼認為證偽原則只適用于假說，而不應該涉及假設呢?弗里德曼沒有引用任何科學哲學家的論點，而是通過三個典型例證證明了其觀點，一個模型的目的不是接近現實。歸根到底，我們已經擁有一個完全現實的模型――這個世界本身。但這一“模型”的問題是它太復雜，復雜得難以理解。一個模型的目的在于為理解這個世界的特征提供見解。如果一個簡化性假設使得一個模型對所探討的問題給出了不正確的預測，那么缺乏現實性才是一個缺點。然而，如果這種簡化并未使得該模型對所探討的問題給出不正確的預測，缺乏摹寫意義上的現實性就是一個優點，通過更為清楚地隔離所關注的效應，這種簡化使得問題更易于理解。打個比方，如果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地球，那么這個星球本身就是個最具描述主義意義上完美性的模型；但人類對地球的認識卻大多是通過地球儀這樣一個具有簡化性的模擬來完成的。這種方法典型地存在故意的扭曲，而我們卻不以為意。經濟學中的假設起到的正是地球儀的作用，其同樣不必是現實的完全摹寫。正如Solow(1997)指出：好的經濟模型通過“關注一兩個因果或條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實體的逸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
作為這場論戰的另一方，薩繆爾森和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等人則從根本上否定了前提假設不需要證偽的觀點，認為弗里德曼的方法論存在原則性錯誤。弗里德曼的“F論點”被薩繆爾森戲謔地稱為“F扭曲”，用以指稱“假設和推論的不對稱性”。薩繆爾森(1964)經濟學方法論的特點，就是理論的表述應當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們有可能被“證偽”。關于假設和假說形成的一般原理，他認為一般應該有操作意義，這種操作意義是經驗性的，經驗性的東西應該具有可證偽性。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operativism)后來發展為描述主義(descriptivism)，強調加強經濟學的科學描述力。他認為，經濟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發現“可運用的有意義的定理”。由于人們對客觀世界進行完全解釋的愿望是科學所不能及的，因此經濟學家只應力求擴大經濟學的客觀(科學)解釋性的描述力。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原理實際上是以維也納圈子里的語言表述的波普爾的證偽主義。
可見，由于對證偽原則的不同理解，預測主義和描述主義在檢驗的范圍和完善理論的方式上產生了本質性的差別。一是前者只關注對于假說和其預測的檢驗；而后者既要求檢驗假說，也重視簡要假設，并且相對來說更關注于檢驗假設。二是在完善理論的過程中，預測主義者的方法是探尋假說成立的局限，并針對不同情況設定不同的約束條件；而描述主義者則在試圖實現假設與現實經驗的完全一致。
二、從科學哲學文化轉向視角對方法論之爭的再解讀
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都屬于哲學上的實證主義者，他們之間的方法論之爭體現了對于證偽方法的不同理解和運用。回顧這場方法論之爭，對當前經濟學研究有價值的問題是：這場爭論的語境本身是否就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處?對經濟學哲學基礎的反思可以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什么變化?
無論是預測主義還是描述主義，其堅持的都是證偽主義或實證主義的立場。實證主義的奠基人孔德(2001)認為，認識只能局限于經驗的范圍內，只有此范圍內的才是科學，超出經驗之外的只能歸為“形而上學”，是非科學。所以，從科學哲學的角度看，這場方法論之爭散發的是現性主義的科學至上的氣息，即這場爭論是在科學主義語境內發生的，爭論雙方操持的都是科學主義的語言。無論是預測主義還是描述主義都認為，只有“科學命題”――可以進行邏輯實證檢驗的命題――才具有學術研究的合
法性，該類命題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圍。當前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堅持唯科學主義，試圖用資源配置效率標準判斷一切經濟行為，但是，這種企圖在哲學上正在受到后波普爾科學哲學的批判。但是，科學主義的標準無法在經濟學中貫徹始終而不自相矛盾。我們以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為工具來解讀主流經濟學的科學主義標準。拉卡托斯認為研究綱領含有兩部分不同性質的假設：由不變的、專門的形而上學假設組成的“硬核”(hard core)；輔助假設的“保護帶”(protective held)，它承受檢驗的壓力，進行調整和再調整，或者完全替換，來保護硬核。根據拉卡托斯的標準，經濟學界中預測主義者和描述主義者分享的是共同的理論“硬核”。
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雖然在假設是否需要與經驗事實相符的問題上觀點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卻共享新古典經濟學的公理性假設――從個人“效用函數”出發的推理起點和作為最優化標準的“帕累托最優”原則。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給定完備性和傳遞性的理性定理，在附以連續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夠得到一個定義良好的偏好序，這個偏好序表達了人們進行選擇的依據；接著，通過設置一個連續的效用函數來度量這個偏好序，那么經濟學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數作為目標，給定約束條件，從而整個選擇就變成了求解最優化的過程。從而，通過幾個公理化假設，新古典經濟學把人的行為視為發生在牛頓力學環境之中，從而演繹的過程可以數學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遺憾的是，這樣一個求最優解的過程典型地含有無法測量的概念或詞項在內的陳述。這種狀況――在經濟學中最核心的選擇問題上充斥著大量形而上學的假設――按照科學主義的標準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可預測主義者和描述主義者卻都學會了對此視而不見。同時，大量的表面上有差異的經濟理論實際上來源于在保護帶內對非公理性假設的放松，如信息條件、交易成本、策略互動等等，一切放松的參照系是新古典經濟學賴以產生的完全競爭市場。這種研究方法的問題，在于由于作為演繹出發點的硬核內公理性假設的一致，對選擇的最優化處理要求結果和偏好的內在一致性。所求得的最優解――即實際選擇結果必然在一開始就是決策者最偏好的。結果序實際上就是偏好序的體現。
于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就產生了一個悖論：作為演繹前提的公理性假設與經濟學的科學主義的哲學基礎相沖突；而要挑戰公理性假設，就必須考慮歷史和認知的因素，從而違背了經濟學家希望經濟學能夠接近于自然科學的愿望。改善經濟學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經濟學的哲學觀。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當前堅持的仍然是20世紀30年代特別狹義的“實證主義哲學”鼎盛時期的哲學觀點，當時對于科學的命題的理解是：這樣的命題必須能夠被證偽。于是，今日大多數的經濟學家的方法論爭論還在圍繞著對于波普爾“證偽原則”的不同理解上打轉。
科學哲學的討論從“實證原則”到“證偽主義”，再到“約定主義”、“語言學轉向”、“歷史主義”、“科學元政府主義”等等，體現了科學哲學文化轉向的潮流，傾向于反科學實在論。后現代的科學哲學強調科學研究中方法論的多元化，認可邏輯和歷史的統一，實證主義不再是唯一的評價標準。當哲學家們忙于討論我們在表達的時候所遵循的規則，還有基于歷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語言的慣例如何讓表述更能得到清楚的理解時，經濟學家們卻在狹隘實證主義造成的無法理解的泥沼中繼續掙扎了數十年的時間。當前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堅持的單維度的科學實證主義標準明顯是一種過時的科學觀。長此以往。只能使得經濟學陷入科學主義的困境而無法自拔。其后果正如布坎南(1988)所說：“假如我們圍繞所謂的‘具有自然科學性’的經濟學……打轉……我們就會促進人類進入衰敗過程”。
三、經濟學回歸人文傳統的方法論路徑
科學哲學新近發展中提出的“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論和對于命題的邏輯和歷史的統一的強調使得我們在經濟研究中必須改造極端科學標準的研究方法，重歸古典經濟學的人文傳統。事實上，古典經濟學有著強烈的人文傳統。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那里，對于人的心理和道德法則的分析是其理論的出發點。斯密(1988，的《國富論》的任務是尋找實現國家富足的一般經濟規律，而《道德情操論》的任務就是為這種規律提供人性原理。斯密(1997)在《道德情操論》中把基于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稱為“自愛”，這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在對利己主義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爭機制。斯密竭力要證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個人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為，從而為建立一個有必要確立行為準則的社會而有規律地活動，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促進社會的利益。可見，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所闡述的人性法則為基礎的。對于這種從人性出發的研究方法，斯密的好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中指出，學術研究必須“直搗這些科學的首都或心臟，即人性本身”。
從對科學哲學文化轉向的闡述和對經濟思想史的回顧可以看出，包括預測主義者和描述主義者在內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各學派在其方法論最高原則上都始終堅持過時的極端實證主義，導致了經濟學在哲學層面的貧困化和在意義維度上的缺失。因此，所謂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之間在預測標準和描述標準上的爭論，以后現代科學哲學的觀點看來，完全就是一個偽問題，是科學主義導致經濟學家在方法論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體現。
一個擺脫當前經濟學研究中“意義”貧困化的可能路徑是回顧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與追求財富的行為相關的“有意義的命題”。在“有意義命題”中存在文化、心智與事實之間的三重糾結，我們無法回避文化的多樣性和歷史的復雜性對于人性法則的影響。按照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的觀點，不同民族和國家獨特的歷史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中的外顯習俗和內在價值觀則通過“心智模型”(聯結“事實―認知―行動”的決策系統)影響對事實的含義的判斷，就是說，相同的事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含義。可以說，由于對基本事實的判斷存在系統性的差異，任何極端科學主義的方法論在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中都是不能實現的，不論是在預測還是在描述的意義上。正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所說；每個被研究的國家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這些社會――經濟結構組成不同的社會――經濟機器，而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機器又產生不同的因果關系。因此，應該相應地構建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對這些關系中出現的數量使用不同的概率測算方法。
科學命題，有意義命題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三者的關系如圖1所示：
有意義的命題是一個最大的命題集合，包括了所有與人的活動相關的命題，而科學標準則認為只有可以進行邏輯實證檢驗的命題才具有學術研究的合法性。因此，科學命題是一個比有意義命題小得多的命題集合，眾多倫理的、精神層面的問題因無法實證而被取消掉。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必然是和
理性人的追求財富的行為相關的命題，它們中的一部分因為可以實證而屬于科學命題――并因此屬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而另一部分因為無法實證而屬于這個集合之外。古典經濟學關注人文維度，其研究范圍是所有與追求財富的行為相關的命題，而不是其是否可以實證。這種對研究范圍的廣泛的界定的理由正如森所說，由于倫理考慮影響了人類經濟行為中對于目標的元排序，因此，將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經濟學對于增強主流經濟學的解釋和預測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并能祛除主流經濟學在哲學上的貧困。
當前，順應科學哲學文化轉向潮流并試圖恢復古典經濟學人文關懷傳統的未來經濟學研究路徑已經初現端倪。在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牽頭，以阿瑪蒂亞?森的工作為理論基礎，由巴基斯坦籍經濟學家Mahbub ul.Haq領導和組織編制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中，人類發展被定義為不斷擴大人類選擇的過程。不同于傳統發展理論將經濟增長當作目的的理路，人類發展路徑把經濟增長視為促進人類發展的手段。作為HDI的理論基礎的人類發展分析路徑，其內容是不斷修正和擴充的，甚至“人類發展”概念本身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UNDP(2001)指出，擴大選擇的基礎是提高人們的能力，擴大人們可以做和可以實現的事情的范圍。人類發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長壽、受教育權、體面的生活，并且能夠參與社區生活。這個升級版的定義的顯著特點是強調了參與社區生活，即政治自由和集體行動的重要性，這樣就把原有的三個維度的基本能力觀點擴展到了四個維度。
追隨森和UNDP的工作，未來人文經濟學的發展在定量領域可以通過不斷擴展和深化人類發展路徑的研究來實現。我們可以通過心理學、倫理學、文化史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論路徑，加深對人類發展的認識，并通過將治理環境等因素嵌入人類發展指數而增加經濟學的涵蓋性和人文性。對定量方法的重視表明人文經濟學并沒有完全否定實證科學原則，而是對其進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使之從價值層面回歸到工具層面，可以為人文經濟學的科學精神與人文關懷的結合服務。而在未來人文經濟學發展的定性領域，我們可以追隨諾斯等的思路，按照各國歷史和現實的特點，強調對非正式規則、正式規則和物質條件之間關系的理解，將人的選擇行為植入更加有文化背景和人性因素的理論框架之中。這樣可以使得個人不再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簡單的輸入――輸出間的效用轉換器，而是可以成為更加有主動性的“有靈魂”的人。唯有這樣，才能解釋集體行動、非親屬利他行為、心智變遷等一系列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的問題。按照這種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框架，我們不僅是回歸，而是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人文精髓。
關鍵詞：經濟數學；經濟工作；作用
經濟學的嚴謹性與數學的邏輯性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經濟數學對于經濟工作中的成本計算、財務預算等都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數學具有自身的特點，在經濟研究中既要合理發揮數學的作用，又要明確經濟發展的大前提，不能過分依賴數學理論。
一、經濟數學的特點
數學的核心思想就是數量的整合，而現實社會中很多領域都與數字有著密切的聯系，數量關系雖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但卻對現實有著積極的指導作用。在經濟學中，數學同樣具有著重要意義，二者之間的結合點就在于數量關系的處理。數學概念可用來詮釋經濟學原理。數學中的統計利率、概率理論在經濟學中有著廣泛的應用。由此可見，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辯證關系。量變最終會帶來質變，這是數學的特點，也是經濟學的主要特點之一。數學理論和實踐將促進經濟的發展。數學具有較強的邏輯性，數據的分析和表達要精確，而經濟學研究往往涉及企業的財務、運營、利潤獲得等關鍵問題，要求同樣具有精確性，因此二者之間相輔相成。
二、經濟數學在經濟工作中的地位
經濟數學不同于普通數學，他是數學的一個分支，是特指在經濟中常用的數學理論，如方程組、函數、概率論和統計等。數學在經濟工作中的地位主要體現為它是經濟學的基礎，并且對經濟學具有指導作用。數學可以解決一部分經濟問題，但并不是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需要依靠數學來解決。隨著現代網絡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數據信息也成為經濟學問題解決的重要手段之一。將數學理論與信息科技相結合來解決經濟問題是未來經濟領域的主旋律。數學理論對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數學中的導數、函數都能夠幫助企業合理計算成本支出，從而確保經濟利潤的最大化。經濟數學之所以廣受歡迎，就是因為其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智力保障。數學理論是一門基礎自然科學，具有規律性，掌握數學規律，并發揮其在經濟中的作用，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最后，經濟和數學之間還有著辯證的關系。如何發揮經濟研究中經濟數學的作用取決于如何看待數學理論，如何將理論轉化為實踐。
三、經濟數學在經濟工作中的作用
目前，經濟數學理論應用于經濟研究主要是以數學模型的形式出現。數學模型與數學圖形都是經濟學深化的象征，數學方法能夠促進經濟學推理與分析過程，使其研究更加嚴謹。經濟數學中的眾多理論都對經濟研究有著促進作用。如邊際效用價值是以效用函數測定為基礎而建立了數學方程組，用來進行企業的財務預算。同時結合數學的集合論、泛函分析等數學理論進而解決數學問題。計量經濟模型以樹立統計學為理論基礎，以隨機現象為研究對象。經濟學中存在著大量的隨機事件，為此計量數學模型的應用就具有必然性。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作用還是得經濟學有了完整的平臺和科學的統計方法，使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實效性提高。實證分析無論是在數學還是在經濟研究中，從系統的數據中定量地檢驗理論假設與參數估計數值，使經驗分析中的表面性和偶然性減少，從而以定量分析進行經濟問題的研究。
數學公理化方法也在經濟研究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如一般經濟均衡理論及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理論，這一理論主要體現為價格體系與供需平衡之間的關系。給出了供與需的價格函數Di（P）和Oi（P）（i≤1），通過Di（P）=Oi（P）（i≤1）方程解的存在性，探究一般經濟均衡理論。為了求解方程組，阿羅和德布洛使用了完全公理化的方法，將企業商品視為商品空間，并以消費情況、生產描述為商品空間的子集及其上的偏好，而將消費者的消費描述為商品空間的子集，將消費者的以持有商品視為空間中的一個點，將產品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利潤分配表示為θ。這樣就通過數學理論形成了經濟系統的研究方案，給出這個系統的一些基本假定，就形成了公理系統，來解決經濟問題。第二就是馮?諾依曼的博弈數學理論，馮?諾依曼證明了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并以此創立了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理論。經濟學研究的公理化方法主要是幫助研究者將經濟學理論轉化為數學語言，以數學表達相關經濟現象中的概念，利用經濟現象中的實際關系的數學假設，在利用相關公理、和抽象的數學推導列出反映經濟現象的命題。數學公理化方法的簡潔性，嚴格性和一般性，發揮數學在經濟研究中的作用。四、總結
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眾多，因此經濟分析是個復雜的過程。而經濟數學作為數學的一個分支，不僅起到了基礎作用，還對經濟研究起著促進作用。對于現代經濟來說，如何將數學理論應用于經濟學研究中，發揮數學的重要作用，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作者單位：海南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張玉英.對高等數學的教學思考[J].內江科技，2012（05）.
關鍵詞：社會經濟體制；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29(C)-0034-01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經濟誕生在西方發達國家，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西方經濟學作為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建設的指導理論在我國大學的經濟學、管理學等專業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大學課程設的地位卻有所下降。大家似乎已不再區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一個回顧和總結。
一、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我國的政治經濟學一般也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組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走的是一條不同于前人的道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在實踐中不斷地成熟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思想的指導下，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并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加入了WTO，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的對接，我們的生產關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之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我們先后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并最終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的進步和認識的深化大大解放了生產力。與此相應的是，我們在生產關系上也做了許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應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這一時期，作為研究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做了許多修訂，從哲學上說這也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從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的過程。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理論上的爭論，理論層面的爭論主要還是和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處于探索階段有關，也正是這些爭論推動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斷前進。今天回過頭去看我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可以說我們已經在理論上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論上的突破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導。可以相信，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會不斷趨向成熟和完善。
二、關于西方經濟學
當前，國內有許多學者將西方經濟學改稱現代經濟學或干脆稱其為經濟學。這種稱呼的改變與我國當前的改革實踐有著密切的關系，現在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正在走西方發達國家曾走過的道路。我們現在所學習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亞當•斯密，每一個學習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于的名著《國富論》其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及經濟人假設奠定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石。在后來的經濟學發展中，特別是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家們拋棄了“道德人”，而將經濟人作為惟一的分析出發點，而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的廣泛應用。隨后，新古典經濟學就走上了一條公理化、標準化、機械化的道路。這種數理化的分析方式賦予了經濟學家共同的分析語言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經濟分析中的爭議和不確定性，但是，這種機械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對現實的大量問題也失去了解釋力。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對社會經濟現象做出解釋，片面追求經濟學的形式化，事實上是與經濟學解釋現實、指導社會實踐的使命背道而馳的，這是西方經濟學當前所受到的諸多批評之一。當前，盡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已經較為成熟和完善，但是對于實際經濟生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影響卻非常有限，這也表明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
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
我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配置。二者的研究對象不同，那么為什么還會有沖突呢？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土地、勞動、資本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幾種基本資源或者，按照西方經濟學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種資源根據各自的邊際生產力獲得報酬或者說是利潤，那么利潤從哪里來的呢？這必然又會涉及生產關系，涉及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這種邊際分析方法最終還是回到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疇之中，這也說明我們無法擺脫對生產關系的研究而單獨研究資源配置問題。今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還應是生產關系，我們要堅持與時俱進的態度，認真研究現實問題，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對資源配置這樣微觀層次的問題，我們應更多地運用西方經濟理論進行處理和解決。總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二者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作者簡介：樊艷麗，籍貫陜西榆林，西安交大經濟與金融學院08級本科生，專業：財政學。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為世人展現了一個成功的央行行長形象。在格林斯潘就任美聯儲主席的18年里，美國經歷了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經濟繁榮，出現了創紀錄的長達十年的持續增長期，期間只發生過兩次溫和的衰退。2005年，由誰來接替執掌美聯儲18年的格林斯潘，一度成為美國國內和國際經濟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和考量，本伯南克最后戴上了美聯儲主席這頂桂冠。
伯南克的勝出顯示了各國政府在經濟官員的選擇方面，非常重視經濟學專業知識與經驗在政府公務職責行使中的作用。作為美國貨幣政策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伯南克對金融系統失靈、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通貨膨脹等宏觀經濟問題具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在就任美聯儲理事之前，伯南克長期從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過17年，出版過包括本書在內的多部經濟學專著，在經濟學界享有重要的學術地位。如果以在名校的教職經驗、發表權威性學術論文以及編寫專業教科書等作為定義經濟學家的嚴格標準，則近20年來，國際上由經濟學家出任央行行長的情況并不多見，除了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費希爾、英格蘭央行行長墨文金，就屬美聯儲新任主席伯南克。
伯南克自2006年2月擔任美聯儲主席以來，在貨幣政策方面比較側重于通貨膨脹率的目標控制，其民主、溫和的工作作風已經得到了經濟界的普遍歡迎。相信伯南克憑借其深厚的經濟學造詣，再輔以溫和的作風、靈活的外交手腕，一定能為高度全球化的美國經濟把好關。
近年來，國內已出版過多部宏觀經濟學方面的經典書籍，包括斯蒂格利茨、曼昆、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的作品。梁晶工作室主持翻譯的伯南克與安德魯亞伯合著的這本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在寫作框架和理論體系上與前述作品大體一致，對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做出了清晰準確的講解。
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在于，對真實經濟世界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如美國與歐洲失業行為的對比、經濟周期、社會保障體系與聯邦預算盈余之間的聯系、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貨幣與財政政策的選擇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經濟行為，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闡述和分析。作為一本中級宏觀經濟學教材，本書引入了許多高級宏觀經濟學話題，如長期經濟增長、貿易平衡與資本流動、勞動力市場、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等，有助于拓寬讀者的視野。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 ；經濟人；非理性；偏好
中圖分類號：F242；F272.9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1-000-03
一、引言
“經濟人”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這一基本假設規定了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經濟代價獲得最大的經濟收益。在經濟生活中，每一個經濟行為人的經濟行為都是利己的，這就是所謂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經濟學對于人的經濟行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設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為基礎就產生了人們所熟知的效用論、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經典經濟學理論。但是，由于人的雙重屬性即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在現實生活中所謂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會環境等這些“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因此，在現實生活和生產過程中，人的經濟行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于現實中一些“非理性”的經濟現象無法做出充分的解釋，一些經濟學家結合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經濟行為的行為經濟學也就應運而生。
二、發展歷程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在他們的研究過程中已經注意到了人類心理與經濟行為的關系。被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在其所著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動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諸如利他主義、公平、損失厭惡、過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闡述，特別是利他主義。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試圖說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為，要發揚慷慨、正直、勤儉、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這樣才能保證和維持整個市場經濟的和諧運行。除此之外，邊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動在人的經濟行為中產生的作用。他認為，面對選擇，人追求的目標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滿足的程度，心理滿足程度的大小決定著選擇的績效。
當經濟學說發展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時期，為數不多的經濟學家意識到了心理因素會對經濟行為產生影響，這一思想在凱恩斯的理論中尤其得到了發展。凱恩斯提出的消費傾向概念就包含著主觀因素對人消費行為的影響。同時凱恩斯的投資行為會受到群體因素的影響的理論對于行為金融學的產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認為市場的波動會受到群體的樂觀或悲觀情緒的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也會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
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論基礎上，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行為經濟學的萌芽開始產生。經濟學家開始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結合到對經濟現象的研究當中去。在這期間，西蒙于197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認為是早期行為經濟學形成的標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論認為，由于客觀條件及自身認知能力的約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滿意的決策而非最優的決策。這一理論已經向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提出了挑戰。而喬治卡托納甚至對“理性人”這一公理化假設提出了有力的批評，他強調經濟行為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為人的內在動機決定了人的行為。
此后，伴隨著心理學的發展，行為經濟學開始興起。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始著手聯合起來研究經濟行為的發生機制。貝克爾在其《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中提到，經濟學的發展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即經濟研究的領域業已囊括人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的階段。他結合了心理學和經濟學對少數民族歧視、競爭與民主、犯罪與懲罰、家庭和婚姻等看似與經濟學無關的社會現象做出了解釋，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運用經濟學及心理學的理論通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現象。
理查德?泰勒被認為是行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人，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認為泰勒是“第一個提出將心理學納入經濟學討論中并發展出行為經濟學的學者”。主流經濟學強調人是純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選擇形成了有效市場；而以泰勒為代表的行為經濟學者則認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會人”，面對現實生活中紛繁復雜的選擇，人經常做出錯誤的決定。因此政府和企業應該作為選擇設計者在現實中建立一個選擇的框架體系以便促進人們做出更好的x擇。同時，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投身到行為經濟學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論和觀點，諸如戴維?萊布森和馬修?拉賓描述了有關人和金錢之間存在的一種“反常現象”，即在儲蓄行為中出現的“夸張貼現”現象。威廉?龐德斯通指出人們并非總有明確的偏好，提出選項的方式方法會影響人們做出的決定等理論。
對于行為經濟學的定義眾說紛紜，概括起來，行為經濟學就是將心理學、社會學的理論成果與主流經濟學理論相結合來研究人的“非理性”經濟行為的學科。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不是試圖否定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而是試圖說明在現實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中是存在著“非理性”的。
三、理論成果
1.有限理性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論，成為了行為經濟學者理論研究的前提之一。與“理性人”假設所強調的經濟行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認為現實生活中人的理性認知能力不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維能力的限制，同時還要受到外部客觀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的影響。因此，經濟行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經濟行為人的決策標準是追求令人滿意的決策而不是最優決策。
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對于人們決策的影響。由于獲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況下無論花費多大的成本都無法獲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殘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決策，從而也可以在經濟行為分析中用于解釋那些非理、隨意甚至于“不明智”行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為經濟學者甚至其他經濟流派的學者在一些主流經濟學難以解釋如公共物品、社會福利和社會準則等問題上有所突破。
主流經濟學為了保證個人選擇的理，提出完全性、傳遞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這些對于“理性”的判斷標準本身是理性的嗎？經濟學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語，在使用的過程中難免會存在著不精確性和彈性。在現實研究中，諸如凱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繹推理的經濟學家更多地是在“常識”的意義上使用“理性人”這一概念，他們往往是根據語境的不同對于個體的行為做出“經驗上可信”的假設，就連弗里德曼在方法論層面上也提到我們無法逐一對理論的假設做出“經驗上的檢驗”。而所謂“經驗檢驗”依然是根據人們長期以往對于現實社會的普遍性的認識甚至是道德層面的普遍性認同為依據的。而對于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說，這些“普遍的認識和認同”或者“社會準則”或者說“常識”反應到不同的種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個人的行為上都是有差異的，繼而對于“理性”的定義以及判斷“理性”的標準也存在偏差，在整個人類社會都是無法做到完全統一的。因此，“有限理性”顯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貼近現實。當然，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設完全否定，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圍繞著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進行的。對這類研究，通常個體的認知和動機等經驗事實并不進入分析而與分析的結果無關，從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幫助演繹推理。
2.選擇框架
選擇問題一直是經濟學所關注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這同樣也是行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學者們結合心理學的理論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審視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的行為機制。
行為經濟學家發現，在涉及到具有不確定性的選擇中框架效應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爾斯基設計的“疾病治療困境”實驗就是其中一個最為經典的案例（表1）。
事實上，在正面框架下，人們更傾向于選擇A，而在負面框架下，人們更傾向于選擇B’，即便同一種治療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實際上治療結果是相同的，但是顯然積極描述要比消極描述更具有吸引力。
人們往往在面對過多選擇時會出現“選擇困難癥”。有這樣一個實驗，兩名市場營銷專家在超市布置了兩處果醬展示臺，一處只展示了6種可供消費者選擇的果醬，而另一處展示了多達24種果醬。實驗發現，24種果醬的展示臺確能夠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圍觀，但是最終還是6種果醬的展示臺的購買率更高。這就表明，可提供的選擇越多，人們反而越難以決策，最后的結果可能就是放棄選擇或者另尋它法。
錨定效應是指人們的行為會受到外部信息的影響從而在做出決策時會受到該信息所限定的某種模式之下。當人們需要對某個事件做定量估測時會將某些特定的數值作為起始值，這些起始值就像“錨”一樣使人們的估測值落于某一區域中。如果這些“錨”定的方向有誤或者是虛假的，那么估測的結果就會產生偏差甚至還可能會出現歪曲。
以上提到的現象表明，人們在面對選擇時，提出選擇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環境因素等對于人們的決策行為影響是很關鍵的。積極的因素會幫助人們做出更有益的選擇，而消極的因素會使人做出錯誤的決定。理查德泰勒強調，為了使人們做出更有益的選擇，政府、企業等應該構建一個有效的選擇框架來引導人們進行決策。有時只需要一個“溫柔的推動”（Nudge），與強勢的命令相比，這種非強制的方式人們更樂于接受，還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的心理和行為，從而使得他們做出選擇設計者所期望的決策。
3.不確定性（系統偏差）
正常情況的選擇已經足夠復雜，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就更加難以做出決策。坎尼曼和特沃爾斯基發現在不確定條件下人們的決策行為往往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偏離經濟學理性狀態下的標準范式，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與主流經濟學對理性的假定存在著系統偏差。
小數定律就是系統偏差的典型。大數定律是統計學中的概念，相較于小數定律，大數定理更加被人們所熟知。該定律的前提條件是樣本規模足夠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們所面對的都是小樣本，小樣本的均值不會遵循大數定律接近于總體的均值，而是出現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們卻更容易受到小樣本的過度影響，尤其是對于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情。
4.偏好
常規理論認為偏好是預先存在并且穩定的，而心理學家則認為偏好是構造出來的。行為經濟學家如坎內曼、特沃爾斯基、拉賓等對偏好的一些特征進行了研究。研究人員發現，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斷的選擇的過程中產生的，在這個過程中選擇的設置和外部因素會影響偏好的形成，人們在挑選蘋果的時候才能確定自己想要什么樣的蘋果。人對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遞減趨勢的，也就是說收益或損失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但是，損失獲得的關注度要更高，人們對于損失的估價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個參照點，人們常常對于某個行動的后果與這個參照點的相對差異比較敏感，反而對于行動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發展趨勢
經濟學本身就是研究選擇的一門學科，正統經濟學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條件下人們的決策行為，而行為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豐富了經濟學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結合了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行為經濟學更加貼近現實。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不是要顛覆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方式，而是試圖解釋人們非理產生的原因和發生機制進而幫助人們做出更有益的選擇。
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勢必要成為一種潮流，經濟學與心理學、社會學的成功結合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為經濟學的一個新興分支，行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對分散還需要全面系統的檢驗、完善和穩固。如何使得理論更加合理、系統和科學更加貼近實際與現實相符是今后行為經濟學所要發展的目標。
行為經濟學興起于西方，在我國，相關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滯后。目前，國內相關學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對西方經濟學家理論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評述和總結，而將相關理論應用于實際和現實問題的研究也相對貧乏。盡管有黃祖輝、胡豹、汪丁丁、奚愷元等相當一批專家學者在學結西方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實際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看法，但是我國學者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研究還需要不斷開拓眼界、轉變思維方式、尋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終推進我國經濟學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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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 經濟人 有效市場 集體非理性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金融市場是現實生活中最為接近完全競爭的市場例證，有效市場理論假設證券市場價格充分反映市場信息，任何公開或非公開的市場信息能夠立刻通過價格傳導到市場參與者，參與者能夠根據市場信息做出理性的反映以實現收益最大化，因此市場能夠實現動態的一般均衡。但是金融史上的歷次金融危機的普遍特征卻是市場遠離均衡的劇烈波動，而且每一次波動中市場參與者都表現出了如同希勒在《非理性繁榮》一書中指出的種種非理性的表現，這使得人們開始反思有效市場理論和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希望通過經濟學基礎假設的改進使得經濟學更為準確地描述人們的行為和接近現實世界，從而減少金融危機的爆發頻率及其破壞性。
一、有效市場理論――從微觀到宏觀
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核心就是市場參與者追求個體效率，圍繞這一邏輯核心的分析范式是：首先闡明理論假設；在理論假設基礎上用數學的方法描述研究對象的行為；用經驗事實檢驗理論模型。貝克爾對經濟分析的核心做了精彩的概括并得到經濟學家的廣泛認可，他指出，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的綜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運用便構成了經濟分析的核心。“經濟理論考察的核心問題就是經濟人及其在市場經濟中的互動過程及結果，因此理性假設既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分析起點也是經濟分析的核心。經濟人行為有兩個最根本特征：其一是動機的“自利”性即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經濟人行為方式的“理性”性。新古典經濟學假設所有人都是經濟人，都按照邊際均等原則實現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這就使得新古典經濟學可以通過求解市場參與者在約束條件下的效用函數的最優解實現市場參與者的效率最大化。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則主要描述了通過市場參與者的最優行為實現市場的動態一般均衡。至此，新古典經濟學實現了從微觀個體均衡到宏觀一般均衡的刻畫。
金融市場的有效市場理論則是新古典經濟學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對金融市場的刻畫，通過假設市場參與者是完全理性的：證券市場價格能夠迅速反映市場上公開或未公開的信息，參與者充分了解購買證券后果的概率分布而且能夠選擇使自己目標函數最大化的方案。在這樣的假定之下，證券市場的常態應該是動態均衡的，任何的短期波動或沖擊都能夠通過市場的自我調節迅速恢復。因此，理性假定奠定了有效市場理論的微觀基礎，是金融市場長期均衡的基石。
二、金融危機的主觀機理――有限理性
根據建立在理性人基礎上的有效市場假設，只要市場參與者滿足完全理性的假定條件，市場均衡是常態，任何的非均衡是短期的而且市場能夠迅速修復。但是人類金融史上金融危機并不新鮮，而且大規模破壞性的金融危機使得市場遠離均衡而且恢復緩慢。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破壞力驚人，各國紛紛啟動救市計劃。金融危機的現實促使人們反思有效市場理論的核心假設――完全理性。
總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假設遭到了兩方面的批評。西蒙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太強，能夠在任何時候準確計算自己收益和成本的完全理性的超級經濟人是不存在的并提出市場參與者實際上只具備有限理性。西蒙指出：市場參與者的計算能力是有限的，面對復雜多變的現實市場，參與者無法知道各備選方案結果的概率分布；參與者認知現實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類的理性是在有限的認識能力約束下所能達到的最大化。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卡尼曼認為：完全理性是不可能的，人類有很多認知偏差如人類的自負即往往趨于高估自己的能力等，因而容易走向個人非理。
弗里德曼在《實證經濟學》中指出，人們獲得最終的結果并非出于對于各種可能結果精心計算概率分布而最終實現最大化。人們對世界的認識總是從簡單到復雜，從靜態到動態，由于所處世界的復雜性超過了人們的認知理解能力，面對現實的極端復雜性，人們不得不假設人的理性是完美的，并以此作為證券市場資源配置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模型實際上為研究真實的市場提供了參照標準，從而測度、估計現實的市場狀態是否達到最優，用與理想的市場（資源配置達最優）的差距來評價現實市場。但實際上，完全理性是不可能達到的，現實市場中參與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金融危機產生的主觀方面的原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現實參與者的有限理性與有效市場假設下完全理性的沖突。
三、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個體理性與集體非理性
理性可以分為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新古典經濟學把個體理性建立在理性公理的基礎上，即：反身性，完備性，傳遞性等，但是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排除了集體理性，排除集體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導致市場失靈。通常所說的市場失靈來自外部性，壟斷、信息不對稱、公共物品等，這就在于個人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會帶來社會最大化的結果，經濟學中即稱為“社會困境”，因此大部分市場失靈現象具有個人理性導致社會困境的一般特征使得完美市場是不可能實現的境界。金融危機一旦爆發往往不斷惡化有越演越烈的趨勢，這就在于金融市場的主導理論有效市場假設只關注市場參與者單個的最優化，而不考慮市場整體最優化的實現，而市場整體最優化的實現有賴于參與者單個的最優化外和市場整體最優化之間利益沖突的有效調節。
例如金融危機的爆發首先要有泡沫的膨脹期，這就如同凱恩斯的“選美”理論，每個市場參與者都想實現個人的最優化，但由于市場整體理性考量的缺失，在個體理性的驅動下，市場參與者考慮的不是市場將來可能出現無法控制的泡沫，而是積極的猜測大多數投資者的選股傾向和購買行為。而且在金融泡沫不斷堆積衍生的過程當中往往有很多投機致富的示范效應從而使得個體投資者視投資行為為非理性而投機從眾行為為理性。從市場參與機構來看，參與機構在金融泡沫的堆積過程中往往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一點在金融衍生品創新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金融衍生品一方面可以控制金融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因而是風險管理的很好工具；可是另一方面若金融衍生產品使用不當，或者被濫用，反而會放大風險，造成災難性后果。在金融泡沫不斷堆積的過程中，參與機構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往往會視金融創新本身為點金術，如此次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就是失控的金融創新的后果。新古典經濟學排除了集體理性的研究，從而使得市場如何從個人理性走向集體理性的過程研究成為缺失的一環。因此，金融危機的破壞性通過個體理性向集體非理性的傳導機制而不斷堆積和惡化。
四、經濟學需要更接近現實世界――幾點建議
從郁金香狂熱、南海泡沫、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史上歷次金融危機的破壞力使得人們又一次反思和追問經濟學的解釋力。筆者認為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經濟學的啟示是經濟學的完全理想假設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改進，此外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要進一步的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使得經濟學更加接近現實世界。
（一）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有效協調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模型使用很多假設以實現邏輯自洽，如一般均衡模型假設不存在貨幣、政府，法律制度，產權體系，銀行等等，所有信息通過價格進行傳遞和調節，而自由市場機制還需要非市場制度才能使市場得以有效運行。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的悖論說明僅依靠價格機制難以協調市場參與者與市場總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如何通過激勵相容的制度在無秩序的、多元的個人理性與有秩序的集體理性之間搭建均衡應該是此次金融危機對于經濟學的啟示之一。
（二）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自從馬歇爾把邊際分析引入經濟學以來，經濟學出現了數理化的傾向，薩繆爾森在《經濟分析基礎》一書中把數學最優化和經濟學均衡原理相結合，使用數學形式表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體內容。此后，西方經濟學逐漸從語言表達和圖解式的分析方法轉變為用現代數理經濟分析方法等高深數學為主的工程化研究方法。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哲學基礎和研究方法方面有一定的共通之處， 但正如波普爾和哈耶克在《經濟學》雜志中表示，社會科學不可能得出像物理學那樣的結果，哈耶克猛烈的抨擊了機械的、不加鑒別的適用自然科學的定量方法，他稱之為“科學主義”。
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體系建立在個體理性假設基礎上，嚴格假設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數理化求解目標函數的最優解。但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主題根本不同，只有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結論相結合才能更準確的解釋市場參與者的經濟行為和社會現象，比如借鑒神經心理學，行為科學的結論。但是，由于很多社會科學的結論是很難或沒法定量化的，比如集體理性該如何衡量，有限理性該如何納入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中，即使能夠量化，納入后經濟模型能否求解，這些都需要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突破。
經濟學家哈恩曾指出：為證明“無形之手”，新古典經濟學家走上了一條非常狹小的羊腸小道才走到了峰頂，而走上峰頂的重要墊腳石就是理性公理假設。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新古典經濟學最大的啟示就是：為認識復雜的經濟世界而不得不做出的理性假設使得經濟理論不足以對現實予以充分準確的刻畫和解釋；理性假設本身需要改進，作為新古典理論大廈的基石，理性假設的改進需要付出精心的探索和長期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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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學；經濟人；理性；人性論
一、引言
基本假定在西方經濟學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經濟人”假設是新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基石，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最優化分析貫穿各個領域，有著極強的魅力和實證解釋力，而西方經濟學磅礴的理論大廈也是在“理性經濟人”假設這一基石之上建立起來的，無數經濟學家不斷地為其添磚加瓦，西方經濟學理論日趨完善，各種流派也是百家爭鳴。西方經濟學在不斷地向前發展的同時，經濟人假說在不斷地得到修正。
通常人們認為經濟人的利己假定及其正統經濟學的解釋是對人的本性的毋庸置疑的概括，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但是當我們將這一假定和不同的文化基礎聯系在一起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一經濟問題可能會做出不同的抉擇，這說明了傳統文化對于人們的行為目標和行為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是影響中國經濟學獨特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文明百家爭鳴，但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中最具歷史淵源和影響力的部分，所以，本文在視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于傳統“經濟人”假設的影響時，首先選擇了儒學文化作為開端。在經濟利己性角度探究傳統儒家文化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沖突與融合，力求找到兩者之契合點，在此基礎上改善原有假設，建立適合中國的新假設體系。
二、文獻綜述
（一）“經濟人”假設的歷史、文化、宗教淵源
傳統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都是利己的，在新古典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初期，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態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其基本假設的建立。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殘酷的原始積累，人們的經濟行為基本上可以不顧其他人的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此時顯現出的是人類自利的一面，而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很大程度上也是當時現實的反映。另外，西方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文化，而基督教的教義基礎是性惡論，由此“原罪”是基督教所遵循的核心教義之一1。由宗教背景所影響到的西方文化，是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不論善還是惡都追求自我，這一點在眾多西方著作、電影等作品中都有所體現。
因此，基于經濟背景和文化、宗教背景，才提出并逐步形成了傳統“經濟人”——完全以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標的利己主義者。
（二）“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形成及修正
“經濟人”假設，起源于享受主義哲學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關于勞動交換的經濟理論，亞當·斯密認為：人的本性是懶惰的，必須加以鞭策。之后，西尼爾定量地確立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穆勒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經濟人假設”，最后帕累托將“經濟人”這個專有名詞引入經濟學。但是“經濟人”假設從建立之初，就倍受懷疑，愛奇沃思（Edgeworth）曾提出每一個人的行為受自利原則驅使是“經濟學第一原則”，但他也承認這個原則并不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東西，而這種非現實性來源于簡單的利己性假設對社會規范及個人——社會關系等重要方面的忽視。
阿瑪蒂亞K.森（Sen，Amartya.K.）在其著作《論倫理學與經濟學》中評述道：“事實上，我們將無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類對別人的事情不管不顧是沒有道理的（sen，1987）。”該意見代表了早期批評者如美國的凱里（Carey，Hery.C.）及其追隨者湯普森（Thompson，Robert.E.），特別是德國歷史學派及新歷史學派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他們反對古典經濟學對人類動機作這種以偏概全的理解，主張以“真實的人”來取代非現實的“利己人”，因而要求在經濟學中全面反映人的本性。而在經濟實踐中，利己原則遇到的一個重要困難是現實中存在的利他主義經濟現象，這一點就連馬歇爾（Marshall，Alfred.）也不否認，而提出人類的利他主義動機在家庭中的存在。
（三）中國經濟學基本假設構建的進程
在中國，最初關于傳統文化對于經濟影響的討論大多作為解釋每種經濟現象的原因之一出現的，而對于這一問題進行較為專門的研究并把他上升到構建中國經濟學具有決定意義的高度上來認識，起于樊剛、盛洪、汪丁丁等少數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已開始把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作為經濟學研究重要前提，例如盛洪強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秩序哲學和西方哲學中的科學傳統之區別，力圖以此找到中國經濟學之根（盛洪，1994），并且師徒通過比喻把經濟學的最大化原理用于道德范疇，但是沒有建立相應的模型（盛洪，1998）；樊剛則從中國文化重人治與西方文化重法治的比較中，說明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樊剛，1994）；汪丁丁把中國文化分為若干層次，分別說明與經濟的關系及其相互融合（汪丁丁，1992）。
近些年的研究中，王曉玲從西方經濟學中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體現以及西方經濟學如何汲取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精髓的角度，對于中庸思想、自由思想對于西方經濟學的意義進行分析（王曉玲，2006）。程恩富提出了“新經濟人假設”：第一、經濟活動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傾向或性質。第二、經濟活動中的人具有理性與非理性兩種狀態。第三、良好的制度會使經濟活動中的人在增進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合理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2005）。
三、儒家思想對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沖突與支持
（一）傳統儒學的文化精髓
傳統儒學思想和上述西方基本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文化實質是一種倫理哲學，其核心內容是仁、義、禮、智、信、忠、孝、恕、寬、和。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傳統儒學形成了獨具特質的精神風貌和民族精神，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產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及時在現代仍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生產。與基督教義相比，儒家文化崇尚“仁”的性善論；與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相比，儒家文化講究“天人合一”；與西方非黑即白的極端主義相比，儒家文化主張“和”為貴。因此，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于社會中的人的基本性質有著迥異的認識，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必然影響到人們的行為。其行為與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人們的行為是不同的。
但是，儒家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歷史背景之間并不是僅僅存在沖突的，也有很多相通的內容，例如博愛、信用、理性等等。
（二）儒學思想與“經濟人”假說的基本沖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三義，一曰“仁者愛人”。二曰“克己復禮”為仁。三曰君子之仁。孟子對孔子的“仁學”理論繼承的基礎上加以補充，而提出了“義”，認為仁是發自內心之愛，義是所以為人之道。在上述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的“仁義”道德會對人的行為產生重大的影響，人們在經濟利益和仁義道德前要做出權衡和決策，而仁義道德對于決策結果的影響是巨大的。
在儒家的價值哲學中，一向認為人的道德價值高于物質利益。孔子用“見利思義”2、“見得思義”3奠定了義和利的關系基礎，在此基礎上，在進行價值選擇的時候合義的利可以取，富而可求，不合義的則堅決不取。經過后人的發揚，儒家的價值觀基本上定型為“先義后利”，“以義率利”的義利觀。當人追求物質的欲望與社會的政治合道德原則不會完全一致，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人都會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原則指導行為，而孟子認為，當欲與禮矛盾時，要用禮節制欲，生命與禮義不能兼得時，要毫不猶豫地“舍生而取義”4。
據前所述，西方文化中的“經濟”與“非經濟”完全對立，而儒學的“中庸”思想卻是強調的整體思考，不強調對立與矛盾。孔子追求“天人合一”，強調對人性進行全面整體的思考，考慮經濟與否時不是強調二者的對立和矛盾。
（三）儒學思想對于“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支持
前述內容中曾提到，傳統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和基督等宗教淵源，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領導者的儒家文化與基督教的許多教義不是敵對關系的，而是可以交流和相互補充的。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是相通的。而孔子的“仁愛”與基督的“博愛”、孔子的“大同”和基督的“天堂”、孔子的“天”和基督的“上帝”都有其相通之處。
《論語·里仁》中的一段話：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上述文字表明孔子并不反對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而關鍵是取之有道。也就是必須堅守“仁”的標準，通過正當的手段和途徑去獲取。人總是在一定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生活，追求利欲是人的本能，但是，為了得到利欲而不顧廉恥，就會釀成大錯。
因此，對于財富的追求并不是人的唯一目標，要在財富和“仁義”之間進行權衡。因此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人目標在面對儒家的財富觀的時候，不需要全盤否定，只需要進行必要的改善：經濟人的收益應該由貨幣財富和精神財富兩部分構成，其中貨幣收益即“財”，而精神收益便是“道”。
基于以上分析，儒學思想并不否定人對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在追求利益時要兼顧財富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關系，這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思想。既然思想相通，則對于“經濟人”假說而言，其內容并非與傳統儒家思想完全相敵對，在建立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的“經濟人”假說時，應該保留傳統“經濟人”假說中的部分內容。
四、“儒學人假說”的探索：廣義利己性與新理性
（一）“廣義利己性”假設的及其影響
基于上述對于儒學思想與傳統“理性經濟人”假設內容的對比分析，在儒學人論的背景下，提出“廣義的利己性”假設如下：
人同時具備利己和利他性，由于利他會給行為人帶來滿足感的增加，也即效用的增加，因此利他性會在行為產生時轉變為利己性，因此，廣義的利己性包括直接性的利己性和由利他行為轉變而來的利己性。
直接性的利己性帶來物質（material）效用（用“Um”表示），物質效用可以用貨幣的效用加以表示，而由利他行為轉變來的利己性帶來精神（spiritual）效用（用“Us”表示）。但是兩部分效用變化的方向有可能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而行為人的行為決策依據是兩部分效用的矢量加和。
例如，需要去損害他人利益來獲得自身利益的情況下，該行為會帶來物質效用的增加，而精神效用為負，因此行為人是否會選擇該行為取決于兩種效用的大小。如果是利己思想偏重的人，物質效用可能會強一些，而利他思想偏重的人，精神效用會強一些，因此也就產生了不同行為主體作出不同決策的情況。
（二）新理性人假設
經濟決策的主體都是充滿理智的，可以辨別與區分物質和精神兩部分效用的大小。經濟活動中，主體目標是自身綜合效用的最大化，消費者追求的是物質和精神滿足程度的最大化，生產者追求的是貨幣利潤帶來的物質效用與生產銷售行為所帶來的精神效用綜合的最大化。
（三）新假設下的利益評價體系——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廣義利己性”和“新理性人”假定，人類行為決策的目標不是完全的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綜合。人在“利己”的同時也是具有“利他”性的，而“利他”的思想也會帶來個人滿足感的上升，增加個人收益，因此在此基礎上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將傳統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的效用理論與廠商理論相結合，不論是消費者還是廠商，其收益由兩部分構成：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只有當兩者之和達到最大化時，才會達到均衡。
在傳統新古典經濟學中，物質收益的評價采用效用（消費者）和貨幣（生產者）兩種評價方法，而且兩種方法分別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消費者還是生產者）獨立評價。在新的假定前提下，要將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綜合評價，需要建立統一的評價體系，借助效用理論中的“貨幣效用”的觀點和結論，可以將貨幣收益利用效用的方式統一表現出來，以使評價標準統一，以利于進一步關于最大化等問題的分析。鑒于篇幅的原因具體的評價方法的構建將在另外的文章中單獨論述，在此暫不贅述。
五、結束語
基于儒學“仁義”道德和“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下的“廣義利己性”假設和“新理性”假設，在滿足描述中國傳統文化對經濟人的影響的同時，可以利用現有西方經濟學概念和體系，將原本對于不同目標群體的理論融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利益評價體系和基本規律，使用現有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做最小的改動滿足中國經濟學的適用性問題。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篇文章中沒有對具體的利益評價體系和評價方法做詳細闡述，具體內容將在其他文章中單獨進行闡述。隨著各類相關理論的不斷豐富，進而構建出整個中國經濟學的微觀體系。
注釋：
①出自《舊約.創世紀》第三章.
②出自《論語·憲問》.
③出自《論語·季氏》.
④出自《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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