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0 16:28:3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新常態的特征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為何進一步減速？我們可以從生產和需求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從生產的角度看，2014年GDP增長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工業增長放緩。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3%，較2013年下降1.6個百分點，導致第二產業增加值從2013年的7.8%下降至2014年的7.3%。第三產業增速從8.3%降至8.1%，降幅要小得多。
但這不意味著服務業大發展將取代工業大發展成為經濟高增長的動力。實際上，中國的工業和服務業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這些年工業和第三產業的增速基本上都在持續下降，都從2007年的高點（分別為14.9%和16.0%）下了一個臺階。那種當前服務業的發展好于工業，中國經濟結構在優化的論斷，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錯覺，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從三大需求來看，投資和消費的增長都放緩了，凈出口的增長則有所加快。
2014年的出口增長率降至個位數，但由于進口是負增長（按人民幣計算），貿易順差創下歷史紀錄，較2013年大幅增長，因此，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為正，大約拉動GDP增長0.02個百分點，出口低增長并沒有拖累經濟增長。從更長的時段來看，近年出口受到全球經濟低迷的影響，但外需占GDP的比例小，已經沒有影響GDP走勢的能量。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自2003年以來長期維持20%以上的增長，2009年達到30.0%的高點，但之后逐漸下降，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投資額最大的兩個行業―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投資增長放緩。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增長率2014年“僅”為13.5%。2014年商品房銷售量價齊跌，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跌至10.5%的低點。綜合來看，2014年投資拉動GDP增長約3.6個百分點，較2013年下降，是2014年GDP增長率進一步下滑的主要原因。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經濟增長預期目
標，一般都被理解為“底線”，而不會被認為是
“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觀念的反映。
與固定資產投資相比，消費的增長率較低而且較平穩。消費不是近年經濟減速的重要原因，反過來看，它也不是可以拉動經濟加速增長的力量。
展望2015年，導致GDP減速的因素仍然存在：制造業仍然要消化產能，投資增速很難提高;房屋銷售情況不會很快就好轉，而且開發商面臨消化庫存的壓力，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率仍然會比較低。而且，2015年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放緩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凈出口則可能從2014年的高位下降，對GDP增長的貢獻由正轉負。此外，由于2014年收入增長率較2013年進一步下降，2015年居民消費能力將有所下降，消費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仍將小幅減弱。由于存在這些不利因素，2015年GDP增速有可能較2014年進一步下滑。 站在“新常態”的歷史門檻上
1978年以來的30多年中，中國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8%，近一半年份（17年）是超過10%的超高增長，而低于8%的“波谷”只出現過4次共10年。
中國經濟此前經歷了3次“波谷”，第一次發生在改革開放初期，第二次發生在1989年之后，第三次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又遇到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與第二次和第三次不同，這次GDP增長減速主要是由經濟自身調整所致。前3次“波谷”的時間不長，而且很快就恢復到10%以上。這一次經濟增速已連續3年低于8%，而且2015年很有可能會繼續下滑，“波谷”的長度前所未有，顯示出經濟走勢與此前3次有很大不同。那么，這一次，經濟還會不會很快就從“波谷”向“波峰”攀升，再現10%以上的超高增長呢？
有人認為，當前經濟減速主要是由于產能過剩和庫存過多，導致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投資增長放緩，消化產能和庫存之后，經濟就能重獲動力;此外，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將帶來新的投資機會，這也將是強大的增長動力。
這些分析當然很有道理，但我們也要看到，重化工業、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都已過了快速增長期，消化產能和庫存之后，這些領域的投資也只會是平穩增長。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能帶來新的投資機會，例如與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相關的投資，但這些新領域的投資規模不會像房地產、基礎設施那樣大，即使短期內超高速增長，也不太可能帶動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
投資最終要兌現為消費，消費是投資的根本動力。之所以今后難以出現大規模、高增長的新投資領域，是因為各種基本消費形態―吃穿用住行游―都已經發展起來了，再通過投資創造、推動新形態消費的可能性不大，因而投資也會失去相當一部分動力。過去十幾年，房地產開發推動了住的發展;前幾年，汽車制造業、設備制造業以及基礎設施的投資又促進了行的發展。與居住和汽車相關的投資和消費是前幾年的主要經濟增長點。汽車、石油及制品、建筑及裝潢材料、家具的零售額增長率都曾超過30%，但2014年已大幅下滑。這反映了一個趨勢：與住房、汽車相關的一次性支出較大的消費已過了快速增長期，10%左右的增長將是常態。而這又會將房地產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拖入平穩增長的節奏。
今后，會有一些新型消費品在出現之初經歷高增長，但對消費整體的影響會比住房、汽車小得多。例如，2014年，可能是得益于智能手機的普及，通訊器材銷售額的增長率高達32.7%，但其總額只有2685億元，遠小于汽車、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的銷售額。可能有人會說，網上銷售會是潛力極大的消費增長點，2014年全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率高達49.7%。電商的確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習慣，但并沒有創造新的消費形態，它在高增長的同時，也會抑制另一些消費方式的增長，對消費總額增長的拉升作用有限。
可以說，我們正在從“從無到有”的階段進入“從有到優”的階段。在“從無到有”的階段，各種消費形態逐漸發展，消費增長快;同時，投資先于消費發展起來，增長得更快。這使GDP增長的空間很大。而在“從有到優”的階段，會有很多創新，有一些快速發展的新領域，但難有普遍而且規模很大的新題材，因此，經濟增長潛力會大大低于“從無到有”階段。
“從有到優”就是一種新常態?！靶鲁B”是多次提及的一個概念，201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這個概念做了全面而系統的闡述。通過這個闡述，我們可以概括出，“從有到優”是“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征。我們在上文中展開論述對經濟增長影響最大的兩個方面―消費和投資―“從有到優”可能帶來的變化。
“新常態”帶來的突出改變，首先表現為經濟增長動力和經濟增長形態的變化。中國經濟將從年均9.8%的超高速增長減慢到年均8%左右甚至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未來很難再現10%以上的增長率。透過2014年GDP增長率繼續下滑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已經站在新常態的歷史門檻上。 “舊常態”分配傾向于資本
既然有“新常態”，當然就有相對應的“舊常態”。所謂“舊常態”，是指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經濟狀況，其突出特征是GDP高速增長。與這種狀態相關，“舊常態”還有一些其他特征。
首先是有支持快速增長的現實條件，在需求端是消費和投資經歷了“從無到有”的大發展，在供給端是“人口紅利”不斷釋放。這樣的現實條件是“舊常態”的特征之一。
有支持快速增長的現實條件，未必就會導致超高速增長。超高速增長還需要另一個條件―人們有追求超高速增長的觀念和行動，充分甚至過度利用現實條件。這樣的觀念和行動普遍存在，也是“舊常態”的特征。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一般都被理解為“底線”，而不會被認為是“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觀念的反映。越快越好觀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對“發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將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
在越快越好觀念的指導下，便有過度利用現實條件以促進經濟增長的行為，主要辦法是刺激投資增長。中國經濟每次進入高速增長期，基本上都是由投資發動。例如，從1996年到2002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一直維持在20%以下，GDP增長率低于10%;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突然躥升到26.7%，此后一直維持在20%以上，GDP增長率也迅速提高，2007年達到14.2%的高點。在經濟可能減速時，投資又成為強行拉升經濟的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4萬億”刺激計劃很快出臺，2009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高達30%。
要促進投資，必須有足夠的資金，需要得到資本的大力支持。因此，刺激投資的政策取向又導致了向資本傾斜的行為。早期是給予外商投資優惠政策，導致了所謂“超國民待遇”的問題;后來是通過寬松信貸，最典型的是“4萬億”刺激計劃。近年則是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促進多種融資方式發展。只有提高價格，才能吸引社會資本進入某些領域、擴大投資。但這些措施可能的后果是積累金融風險、推高物價漲幅。
向資本傾斜的行為還包括社會保障不足。一方面，許多企業為員工―特別是農民工―少繳養老保險費;另一方面，養老金的替代率比較低。這可以更大限度地利用“人口紅利”，減輕了資本的負擔，增加了資本的積累。
向資本傾斜的后果之一，是分配有利于投資與資本，而不利于勞動者與消費?！叭丝诩t利”本應屬于“人口”，實際上卻被資本取得了更大的一部分。這是造成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從2002年到2011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基本上一直在下降，已不到50%。還有一個后果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資源與環境負擔過重?，F在大城市房價上漲快、交通擁堵嚴重、空氣質量差，都是這種后果的表現。這些不良后果長期存在而且難以緩解，也是“舊常態”的特征。 “新常態”意義不亞于反腐
“舊常態”―包括現實的經濟條件、普遍的觀念和行動―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但是，我們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問題，認識到“舊常態”也導致了很多不良后果。因此，從“舊常態”向“新常態”轉變，不但是對現實條件變化的適應，也是對更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追求。站在“新常態”的歷史門檻上，我們應做的不只有適應“新常態”，還要去努力開創“新常態”。
從現實條件來說，“新常態”的一個特征是“人口紅利”將要逐漸耗盡。近年來，老年撫養比上升較快，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會使勞動力供給增長減慢，今后勞動力的成本會不斷增長?！靶鲁B”的另一個特征已在上文中闡述：在“從有到優”的階段，消費和投資的增長將大大放緩。而且，消費和投資的增長還將受限于環境的承受力。例如，在21世紀吃的大發展中，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多，自然環境不支持人們如此快速的食品消費增長;近年來很多大城市限車牌，城市環境已難以支持行的持續快速發展。
沒有了現實條件的支持，追求經濟超高速增長的觀念和行動就難以取得成效，就算刺激力度像以往那樣大，換來的經濟增速也不會高，而換來的風險則會比較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決策者應該主動下調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從而使政府部門有精力和資源去開創一些與“舊常態”相反的“新常態”特征，摒棄越快越好的觀念、刺激投資高增長的政策、向資本傾斜的行為;在此基礎上，促進發展觀念轉變，實施有利公平、改善民生的政策，形成有利于勞動者的分配格局。
新常態下的主要體現和預期
記者：作為對中國經濟階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態”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如何理解新常態？
王小剛：所謂新常態，就是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現的現象。
首先從增速上來講，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GDP 和人民財富成倍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按照經濟規律，經濟規模大了以后，傳統的內生動力在減弱，增速有一個逐步趨緩的過程。其次，資源環境的壓力迫使我們要轉變發展方式。過去經濟增長是傳統的方式，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資源消耗、環境破壞為巨大代價，高速增長的背后也積累了深層次矛盾，所以迫切需要轉變發展方式。第三，國內的投資拉動、國際的外需拉動這兩個增長的動力要轉換為創新驅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世界發達國家普遍向創新驅動轉變，把傳統的制造業轉移出來，發展產業高端和高端產業。面向未來，我們也必須推進從制造大國向創造大國、創新大國轉變，換句話說，我們也要面對世界發展的趨勢，尋求我們自身的產業高端和高端產業。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這三個方面都促使我們進入新常態。
記者：新常態下四川的經濟呈現什么樣的特征？
王小剛：對四川來講，新常態還有特殊的含義：一是和全國一樣進入新常態，二是回歸四川自身的“新常態”。四川的經濟增長有很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西部大開發以前，四川經濟增長落后于全國;西部大開發以來，四川經濟增速高于全國，相對速度比全國高10%-20%。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們發揮制度的優越性，進行大規模的災后重建，全國都對四川大力支持，4萬億投資中有1萬億用于災后重建，使得四川經濟出現一個非常態的超高速增長，GDP增速達到15%甚至更高，高于全國50%-60%。災后重建結束以后，四川經濟有一個回歸自身常態的問題，從災后重建這個非常態回歸到自身發展的常態。
經濟增速高于全國有需要且有可能
記者：魏宏省長稱四川經濟既必須堅持高于全國增速的發展速度，又要在戰略上保持平常心態。那么我省如何在轉型升級和合理增速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王小剛：增速高于全國，一是有需要。從國家來講，加快西部發展是國家戰略需要，否則全國的現代化進程要受影響;從四川來講，總體的發展滯后于全國，盡管我省經濟總量達到了全國第8，是經濟大省，但人均在全國31個?。ㄊ小⒆灾螀^）中居第24位，屬于欠發達地區，需要保持較快的增速來縮小與全國的差距，為國家整個區域協調發展做貢獻。二是有可能。一方面有國家戰略的強力支撐。國家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提出“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等戰略，四川能源、交通、水利投資的潛力很大，對產業轉移和外部投資的吸引力也顯著增強;另一方面由四川所處的發展階段所決定。四川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按照世界經濟發展規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人民生活和消費水平快速提升的階段，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還較強。
當然，增速是相對的，四川經濟是全國的一部分，必然也要受宏觀環境影響。從歷史軌跡看，今后四川經濟增幅高于全國10%-20%應該是合乎規律的狀態，比如全國7.5%，四川8.5%。堅持高于全國的經濟增速是可以的，我們對此要有信心和決心。但也要看到四川面臨既要保持發展速度、又要加快轉型升級的雙重巨大壓力。一是到目前為止，四川經濟的下行通道還未結束，仍然有1-2個百分點的下行壓力，保持高于全國的增速是很不容易的。二是產業必須調整結構、轉型升級。四川經濟以傳統產業為主，大規模的災后重建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的步伐，而新興產業目前還處于培育階段，所以四川面臨的壓力更大。
記者：我省經濟增長的潛力和動力在哪里？
王小剛：四川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動力體現在多方面：一是發展階段，我們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內生動力較強。二是要素保障，我省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勞動力、水電等能源資源豐富，回旋空間較大。三是改革開放，四川是中國改革的發祥地，四川的農村改革、企業改革都曾走在全國前列，深化改革開放將有力促發展。四是國家大力支持，西部大開發戰略、長江經濟帶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天府新區的批復等，都為四川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五是轉型升級加快，四川正在加快五大高端成長型產業和五大先導型服務業發展。
優勢產業為傳統產業提供經驗
記者：魏宏省長提到，四川存在政府債務、房地產、金融領域的風險和產能過剩問題，怎樣逐步解決這些問題？難點在哪兒？
王小剛：這些問題和風險與全國一樣，只是四川有些地方比較突出。比如政府債務排在全國前列，但其中有特殊原因：一是經濟整體發展水平不是很高，單位GDP創造的財政收入較低，而四川改善和提高民生的任務很重。二是汶川地震災后重建，各地都有重建美好家園和加快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很多地方是負債搞建設搞發展。要逐步化解這些矛盾，需要一定時間。
記者：怎樣看待四川的產業發展現狀？優勢產業，如汽車和電子信息產業為其他產業的發展可以提供哪些經驗？
王小剛：實際上我最擔心的是四川的產業。四川的產業能否支撐經濟發展？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四川的傳統產業比重大且競爭力弱，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需要轉型升級;而新興產業處于培育期，還沒有形成支柱。我們的產業結構在支柱產業上，形成了一個“斷檔”，也就是魏省長說的“空窗期”。因此，我們必須既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又加快新興產業發展壯大。要探索用新的技術去改造傳統產業，并從傳統產業中派生出新興產業，將二者結合好，促進融合發展。
經濟增速下降，居民收入結構也要改變
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范各種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
新常態是新挑戰，也是新動力和新機遇，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茖W制定戰略戰術，就能化挑戰為機遇，變新常態為新風景。同時，新常態對創新環保工作， 謀劃“十三五”環保規劃編制，具有重大的現實作用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是環保工作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深化。
要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新常態
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新常態的內涵，是創新推進“十三五”環保工作的重要前提。新常態就是我國經濟增長從高速進入中高速階段的從容狀態，揭示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強調經濟發展既不能片面追求過去那種粗放的高增長，也還要保持合理發展速度防止經濟慣性下滑。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由中低端邁向中高端，發展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資源環境要素投入呈現下降態勢。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以及“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戰略實施，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也在發生深刻變化。環境保護既面臨新的機遇，也面臨新的挑戰。
我國在總體上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是必然的，是潛在增長率作用的結果。原有的以投資和資本擴張為主導、低要素成本驅動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當一個經濟體成長起來后，總量和基數變大，想要增長一個百分點，其絕對值要比過去大很多，維持永動式的長期高速增長是做不到的，而且資源環境也承受不了。伴隨中國高速增長的不僅是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還有環境持續惡化、能源依賴迅速增強，霧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犧牲環境、健康的方式已無法繼續下去。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征。
新常態意味著經濟增長總量指標的重要性下降，要改變過去以經濟增長速度為目標的思維定式，也預示著長期以來以GDP增長馬首是瞻的政績考核指揮棒將會淡化使用，片面追求速度而不追求質量的經濟發展得到根本性的扭轉。地方政府將更多資源和精力用于民生福祉方面。同時，新常態更加注重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應容忍和主動承受短期的調整甚至陣痛，努力讓民眾享受到更現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經濟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環境，這是衡量國家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標準。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機遇和挑戰
在推進向新常態邁進的過程中，環境保護面臨難得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機遇大于挑戰，如果處理不好，就會讓危機加重，新問題累積，錯失改善環境質量的良好時機。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機遇
改革紅利釋放，環境質量進入改善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明確了轉型發展的路徑和制度保障，建設生態文明的國家意志更加堅定，人民群眾空前關注并積極參與環境保護，全國上下有望統一思想，真正邁入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保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期。
創新驅動增強，經濟增長階段轉換進入關鍵期。長期以來，經濟增長較多地依賴資源過度開發，資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強度、產出和效益低下特征明顯?！笆濉逼陂g，我國經濟發展將從要素、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高于工業平均增速，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投資。
經濟增速換擋，污染物新增量漲幅進入收窄期。GDP增長進入中高速發展通道，重化工業快速發展的勢頭減緩，第三產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總量和結構都在向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方向發展。粗鋼、水泥以及銅、鋁、鉛、鋅等主要有色金屬產品產量預期在2015年至2020年左右出現峰值，傳統污染物新增量同比下降，污染物排放高位趨緩。
能源消費增速趨緩，污染排放疊加進入平臺期。國際油價連續下跌，為我國能源結構調整創造了機遇，能源消費結構已悄然發生變化。能源需求開始呈現“三低”（低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業增長緩慢、能源強度控制增強，經濟總量與化石能源需求將逐步脫鉤。APEC會議特別是中美聯合氣候變化聲明簽署后，能源和碳減排任務日益明晰。
新型城鎮化戰略實施，區域經濟發展進入均衡期。我國城鎮化率已跨過50%的門檻，其增長率已從2009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2.2%，跨越了高速增長期，城鄉更加統籌協調，國土空間優化與生態環境壓力緩解的機會窗顯現，環境污染增量的增加相對下降。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挑戰
世界環境利益多元復雜、爭奪加劇。“十三五”時期，世界經濟將持續慢增長態勢，脆弱性、不確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加，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趨勢明顯。世界人口增長，糧食、能源、資源、環境等約束加劇，相關博弈將更加激烈。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及美國重返亞太等經濟政治因素，給我國產業升級、綠色轉型帶來重大壓力。國際上對我國環境履約將持續施壓，“綠色壁壘”需積極應對。
布局性污染點狀轉移面上擴張、疊加明顯。區域發展格局及城鎮化形態發生轉變，國家生態安全格局與區域型環境污染呈現新的特征。東、中、西部環境治理呈現不同特點，區域差異和分異明顯，分區分類精細化管理挑戰加大。產業區域梯度轉移帶來了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空間結構的變化。承接產業轉移地區的環境壓力將進一步增大。既要考慮東部沿海產業升級對污染排放的利好趨勢，又要深刻認識中西部能源重化工產業增長帶來新的污染壓力。傳統與新型環境問題疊加，出現農村環境疊加城市環境、生態退化疊加環境污染、國際環境疊加國內環境特征。
產能化解亟待打破瓶頸、加速轉型。近年來，一些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發展成支柱，結構調整進入攻堅期，許多產能由既落后又過剩轉變為過剩但不落后，長期性產能過剩態勢顯現，進一步淘汰壓減將更多涉及非落后產能，企業有較大的抵觸心理，政府賠償企業損失帶來的財政負擔顯著加重，產業轉型升級難度較大。
污染治理遲疑不決、患得患失。隨著宏觀經濟進入新常態，如何處理好節能減排與經濟增長和就業保障的關系成為難題，環保資金投入和增長的可持續性存在變數。一些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增速放緩、企業效益下滑，政府環保投入長效機制難以為繼，污染治理主體承受力下降，治污決心和行動出現遲疑，有的企業可能不上治污設施、上了治污設施也不正常運行，甚至偷排漏排，監管難度加大。
環境基本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效率不高。社會公眾環境權益觀增強，環境公平正義的訴求與環境質量改善的要求快速提升，但環境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差距較大，可達、可行、可接受之間的綜合平衡難度極大。體制機制改革的陣痛可能持續時間較長，財稅體制等改革短期內對基層環保能力、重點問題的專項治理影響大，制度性供給能力亟待加強。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方向
在深化環保工作任務方面，要堅定不移地強化環境質量管理，以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點流域和區域水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大氣污染治理，著力推進顆粒物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金屬污染和土壤污染綜合治理，集中力量優先解決好細顆粒物、飲用水、土壤、重金屬、化學品等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加大自然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嚴格按照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主體功能定位，在重要生態功能區、濕地和海洋生態環境敏感區、脆弱區，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
在健全完善環境監督方面，要強化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規范污染物排放許可行為，禁止無證排污和超標準、超總量排污。大力推進排污權交易試點，加快實施各類排污指標的有償使用和交易，加大排污權交易的組織機構和監管能力建設。貫徹實施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健全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相符合的法律法規和環境標準體系，改革環評制度，以環評作為結構調整的調節器、綠色轉型發展的助推器，強化源頭管理。扎實構建科學的環境監督體系，將各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落到實處，加強對下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環境保護工作的監督，深化對企業的環境監督，嚴格環境執法，不斷提升環境監測、預警和應急能力。
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方面，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統一監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獨立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嚴格環境保護的績效考評制度，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指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加快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行政審計和離任審計。加大環保投入、發展模式和機制創新，大力發展生態金融，建立穩定長期的支持政策和支持方向，大力發展環保戰略性產業。
關鍵詞：新常態；大連軟交會；發展對策
中圖分類號：F27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02-08 -03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會展經濟也必然進入新常態。2014中國會展業年度研討會暨池州會展經濟論壇主題“新常態與會展全產業鏈協同發展”。這一信號釋放出會展業保持了多年的兩位數增長出現放緩。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會長袁再青在年會上指出，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會展業告別了高速、兩位數增長的時期，出現溫和增長的新局面。因此，對于大連軟交會未來發展的規劃，應結合展會自身不足，適應新常態變化進行展望。
一、新常態分析
對于展會的成功舉辦，我們更應著眼展會的未來發展方向，這就需要我們認清經濟發展的總趨勢，了解經濟發展方向，根據經濟發展態勢做出完整的展會規劃。
（一）經濟新常態的總體特征
1.經濟發展趨勢向緩
中國GDP增速從2012年起開始回落，數據顯示：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曾分別為7.7%、7.7%、7.4%，這是經濟增長階段的根本性轉換。中國已告別過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向平緩，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就會展業而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我國經濟向新階段演化的經濟增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發展動力的調整和轉向，對于中國會展業完全適用。我們全力要做的是適應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及國民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極可能意味著會展業的發展速度也會隨之調整，但我們更要著重提高會展經濟的發展質量和效益。
2.調整結構、提高質量
新常態呈現出九大特征，體現經濟發展方向，其中包括：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了轉化，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突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市場競爭逐步轉向以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等。從這些特征中可以看出：新常態蘊藏著新機遇，我國經濟發展總體仍上好的趨勢發展，新常態下，改變的只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提高資產質量、提升產業結構，創造出更大價值?？偠灾?，中國會展業新常態應對之策：“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p>
（二）新常態背景下展覽項目的發展重點
為了順應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新常態背景下，展覽項目的發展應著重強調其專業化、國際化水平的提升，品牌影響力和展會品質的提升，并以創新引導其持續化發展。
1.提升展會項目的專業化和國際化程度
專業化是展會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是參展商和專業觀眾評價展會的重要指標。展會項目的專業化程度主要體現在辦展機構、展會主題、展會內容、展場布置、展會服務等方面。國際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展會項目提升行業競爭力和代表性，主要體現在海外展商和觀眾的參展和觀展比例。
2.注重展會品牌和服務品質提升
面對會展業的“新常態”和國內會展行業的發展實際，放開市場、提升品質成為業內對未來國內會展業發展的主要需求。專家表示，提升展會品牌和服務品質是會展企業順應新的發展趨勢亟待解決的問題。只有能夠為參展企業提供有所需的服務，才能受到參展企業的歡迎和重視，包括影響力、智力支持、增值服務等。德國、法國等一些會展強國的會展業發展實際也證實，展會品牌建設和服務品質提升是展會發展的主導和生命線。
3.實現展會的創新發展
為了實現展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展會務必要實現創新發展，不斷在展會主題、展會內容、展會活動、展會服務等方面進行符合行業發展規律的創新，使展會常辦常新。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高展會現有客戶的忠誠度和信任感，同時增強對潛在客戶的吸引力。
二、新常態背景下大連軟交會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商貿功能未能充分發揮
以第十二屆大連軟交會為例，組委會特別組織的“千人買家團”主題活動中，裝備制造、石油化工、供熱、醫療衛生、智慧城市等20個行業類別，近千名買家與國內外軟件服務外包參展商進行12場一對一洽談，800多家參展廠商參與互動，并促成了多項合作和簽約。但是，從參展商調查的相關數據中可以看出，本屆參展商的參展目的主要是展示公司形象和廣泛了解市場信息，而以交易為目的的參展商為少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連軟交會的交易功能并不凸顯。因此，大連軟交會應該更加重視展會交易功能的強化，在展示展覽功能突出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展會的商貿功能。
（二）展商、觀眾質量有待提升
調研過程中，調查人員曾對一標準展位的日本參展商進行采訪。在問到參展目的的時候，參展商的回答是希望更多中國游客去到日本神奈川進行參觀游覽。可見大連軟交會仍有并不屬于軟件和信息服務行業的參展商參展，雖然國際展商的比例有所提升，但是展會和展商的目的均不能有效達成。在對觀眾在公司擔任職務對比一項中可發現，參觀觀眾多為職員職務，并不能在公司交易中起決策作用。由此可見，大連軟交會應邀請更為專業的展商及觀眾，提升展會質量。
（三）宣傳推廣方式需要完善
在“觀眾獲取軟交會信息的渠道對比”一項調查中，有近1/3專業觀眾是通過組委會的邀請獲取展會信息的；同時，在“參展商獲取展會信息渠道對比”調查中可以看出，74%的參展商是通過組委會的直接邀請和政府團組參觀獲取展會信息的。由此可見，大連軟交會進行展會宣傳的渠道和方式還是相對單一，展會推廣的力度有待進一步提升。
（四）展會服務質量仍需提高
在對“參展商對各項服務滿意程度對比”中，可以看出參展商對展會的不滿意程度較高，對展會滿意程度為一般的參展商已有很多。從“參展商對各項服務不滿意對比”中發現，約有25%參展商對展會的通訊服務感到不滿意，約19.17%的參展商對展會的餐飲服務不滿意。所以展會服務仍存在著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三、新常態背景下大連軟交會發展對策分析
新常態蘊藏著新機遇，以平常的心態來實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會展實際功能作用應對會展新常態：政府主導與市場化結合發展；對大連軟交會進行明確定位；加深國際化程度；提升大連軟交會服務質量。
（一）政府主導下的市場化發展
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堅持走市場化發展的道路。在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展會管理的體制、制度和方法還沒有進行充分與必要的變革，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使得目前的體制、制度和方法仍然帶有明顯的計劃性經濟特征和烙印，市場化機制運作不完善。在大連軟交會發展過程中，實施政府主導才能以高效率、權威性的政府行為提高展會知名度，吸引高質量參展商、專業觀眾。所以應發揮市場和政府兩只手互動調節、共同推進的作用，創新思維，精準發力，圍繞市場培育和市場規范出招，通過市場化手段奏效。
（二）重視展會品牌經營，加大宣傳推廣力度
結合大連軟交會發展實際認真研究和分析行業市場供求關系和實際市場資源，真正做到目標確定切合市場實際，學習借鑒國內外同類品牌展會的發展經驗，針對自身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確定科學合理的發展目標體系，制定相應的發展戰略，并以積極的姿態來加以實施勇于走出國門，進行品牌擴張；促進展會主辦機構放眼全球，進軍國際市場，參與國際會展業的競爭。在品牌建設過程中，不僅要注意發展目標的合理制定和展會品質的提升，還要注重宣傳渠道和方式的多元化、宣傳內容的針對性，從而不斷加大展會宣傳推廣力度。
（三）明確展會定位，強化展會商貿功能
大連軟交會相對于其他同類展會，其定位并不明確。澳大利亞的悉尼國際信息及通信技術博覽會側重于展示專業科技技術從而吸引大量專業觀眾及采購商與媒體，巴西圣保羅國際電子消費品展覽會，則是側重于個人電子設備的展覽，其定位更多的是傾向于普通觀眾。相較之下，大連軟交會并沒有太多傾向于普通觀眾的展覽，其專業性也不能與國際知名展會相比。因此，大連軟交會應在對比中學習先進經驗，找到大連軟交會明確具體的展會定位，在競爭中合理確定發展方向。大連軟交會可以像德國柏林國際消費類電子展覽會一樣，將貿易作為展會核心，切實加強展會的商貿功能，促進參展廠家和觀眾之間的交易，最終成為以軟件和信息服務交易為主導的交易性展會。
（四）加深國際化
在企業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及我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今天，大連軟交會仍與國際知名展會之間存在差距，根據國際展覽聯盟（UFI）的認證條件，國際性的展覽會需要直接或間接外國參展商數量不少于總數量的20%；直接或間接外國參展商的展出凈面積比例不少于總展出凈面積的20%；外國觀眾數量不少于總觀眾數量的4%等。要實現這種跨越式發展，應利用大連軟交會的地緣優勢，重點開發日本、韓國和俄羅斯等東北亞國際市場，通過政府有關部門、各類駐外機構、行業協會或學會的海外組織、國外商業公司等協助組織要求境外專業賣家、買家團前來參展參觀。吸引專業外貿公司，專業采購商，形成大型專業采購團，從而成長為國際性展會。
（五）提升服務質量
會展業屬于服務行業，操作技巧并非重點。所以，展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展會是否可以提供完善的服務。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大連軟交會需加強通訊和餐飲方面的服務。對于通訊方面的服務，應進一步完善展會相應設施，增加網絡接入口，進一步了解參展商的網絡需求，為其提供網絡通訊服務，在休息區或服務區設立免費上網服務設備，以便參展商可以及時收發郵件與外界交流等獲取信息。在餐飲服務上，應提高展館內餐飲供應的種類以及質量，在口味、價格方面均衡配置，提供個性化、特色化的餐飲服務，以滿足來自各地的不同參展商的不同需求，提高滿意度。組委會可以將展館餐廳、展館周邊飯店的地點、供應食品、價格、訂餐電話等信息進行收集整理，并編制出餐飲指南附在參展商手冊內或直接發放給每個參展企業等，以便更好地提升展館服務質量和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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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常態;內部審計;審計價值
隨著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企業發展面臨著新命題。在新常態下的發展格局里，企業需要對自身的發展模式予以重新定位，優化企業內部格局，做好專業化分工，從而主動適應市場的新常態，實現企業的持續發展和價值提升。作為企業內部約束機制，內部審計在促進企業穩健持續發展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內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要求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也要隨著革新，主動適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促進企業價值增值，從而提升內部審計自身的價值。
一、經濟新常態的內涵及特征
(一)經濟新常態的內涵
經濟新常態是一種發展趨勢，表面經濟發展從以往的追求速度轉變為現在的追求質量。經濟新常態的“新”，說明經濟發展進入與以往不同的階段，也反映原有以來人口紅利和資源消耗驅動經濟發展模式不具備可持續性;經濟新常態的“?！?，則說明這種新狀態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穩定性。簡而言之，經濟新常態意味著要與過去粗放增長模式告別，注重技術進步、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實現經濟的浴火重生。
(二)經濟新常態的特征
經濟新常態具有豐富的經濟內涵，并不是簡單的指經濟增速放緩的狀態。與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發展所處的舊常態相比，新常態具有三大典型特征。第一，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轉換。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持續下滑，從超高速的10%上下的增長率下降到7%上下的中高速階段。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看，經濟增速回落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普遍規律。因此，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放緩有其必然性。第二，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動力將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換為創新驅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是投資依賴性的增長，工業和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傳統驅動力，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依靠大規模資源要素投入來實現的。隨著我國勞動力、資源、土地等價格上揚以及資源環境問題的加劇，以低要素成本驅動為支撐的傳統增長動力逐步下降，迫切需要加快更新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來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在經濟新常態下，隨著“人口紅利”、“資源紅利”的逐步消失，經濟發展動力發生轉變，經濟發展將更多的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創新驅動將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第三，經濟新常態下，在經濟增長速度與增長方式雙雙發生重大轉變的格局中，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亦是大勢所趨。首先，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更趨協調，從“投資+出口”的拉動型粗放發展模式向消費主導型轉變。其次，產業結構更趨合理，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第二產業由低端制造業向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實現產業結構從中低端向中高端發展，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逐步提升。
二、經濟新常態下內部審計的職能定位
我國自正式開始在企業中推進內部審計時就非常注重內部審計監督功能的發揮，發展初期內部審計的關注點也僅集中在財務合規性，這樣給企業造成了其職能單一化的印象。在經濟新常態下，企業內部審計除了在傳統財務領域開展活動外，還要成為一股強大的、獨立的力量，成為企業價值創造的推動者，在影響企業經營發展的關鍵領域發揮作用，充分發揮自身風險監督、咨詢評價的作用，增強企業的內在發展動力，從全局和戰略高度看待內審工作，提升內部審計自身在企業中的地位。內部審計在企業中的角色應從以往的獨立監督檢查職能轉變為企業價值增值推動者，通過一系列的活動為促進組織目標的實現做出相應的貢獻。首先，內部審計要參與到戰略管理過程之中。企業戰略決定了企業的發展方向和資源配置，是因此企業經營成敗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內部審計部門要重視企業戰略，可參與企業戰略制定并通過內審工作促進戰略執行到位。內部審計要利用自己的優勢關注戰略執行的整個過程，檢查戰略決策的執行情況，對戰略執行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做出評價，發現戰略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以及存在的問題，同時提出富有建設性、針對性的建議，為企業經營決策和戰略管理提供幫助。只有將內部審計的定位與公司的戰略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才能真正體現出內部審計為企業發展保駕護航的作用，也才能提升內部審計在企業中的地位。其次，要擴展和延伸內部審計范圍，強化全過程審計，通過與其他部門高效、積極的協作，對企業的核心業務和經營管理關鍵環節進行全過程跟蹤，發現其中的風險缺陷，促進企業風險防范能力的提高，確保企業不會出現重大經營風險。同時，對于審計發現的問題要進行持續關注和跟蹤調查，確保審計問題得以整改落實，以促進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促使內部審計成企業價值提示的重要引擎。
三、內部審計價值提升路徑
(一)完善公司治理環境
企業各項經營管理活動的有效開展都離不開企業多方主體的共同參與。因此，內部審計價值的提升，需要內部審計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協作，得到多方的鼎力支持。以往我國內部審計強調監督職能，企業內部對內部審計多有抵觸，畢竟沒有人愿意自己的工作被別人指手畫腳，關系的敵對會對內部審計工作的順利開展造成障礙，無法充分發揮出內部審計的價值。因此，內審人員要主動出擊，加強與管理層的溝通，充分了解管理層對內審工作的要求和期望，把握內部審計努力的方向和目標。同時，提高主動服務意識，定期評估內審工作是否符合組織的期望，尋找差異原因并予以完善，確保內部審計與組織期望長期保持一致。
(二)采用風險導向型審計方法
內部審計方法的更新，是企業內部審計部門實現增值功能的重要保證。隨著內部審計職能從監督與評價向確認和咨詢轉變，傳統的賬項基礎審計和制度基礎審計方法已不能適應內部審計工作職責的擴展，制約了內部審計的發展。要想提高內部審計的全局觀，從戰略的高度審視風險，尋求自身目標與組織目標的高度吻合，就必須對內部審計方法進行革新，采用風險導向型審計方法。與傳統審計方法相比，現代風險導向性審計方法在審計思路上有了跨越式的突破。在風險導向審計的指引下，內部審計以企業風險分析評估為導向，把注意力轉移到企業整體層面，對企業的環境、戰略以及經營狀況進行全面系統分析，找到企業風險所在。然后，依據量化的風險高低水平和重要性程度來確定重點審計領域，采用相應的審計方法并施必要的審計程序，綜合獲取的各項審計證據，控制審計風險，從而提升審計質量。
(三)革新內部審計技術
在信息技術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信息技術已滲透到社會各領域，在社會各領域的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也為內部審計技術的創新創造了先天條件。首先，加快發展內部審計信息化進程。在內審工作中，需要進行大量的數據采集、計算、篩選、判斷、分析，計算機輔助審計軟件的應用可以充分滿足審計數據處理需求，提高審計效率。其次，借助計算機技術，以數據庫技術為依托，有利于開展非現場審計，節約審計成本。再次，利用信息技術構建科學合理的審計模型和內控模型，并將大數據思維運用到內審工作中，強化對風險的預測、評估和分析，提高內部審計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四)加強內部審計質量評估
審計質量是內部審計工作得以生存發展和在企業長期立足的基礎。內部審計價值的發揮程度與內部審計質量的高低息息相關。要想實現內部審計價值的充分發揮，就必須建立健全內部審計質量評價體系。尤其在“新常態”下，需要打造公司治理“新狀態”時，基于傳統內部審計角色與使命建立的內部審計質量評價體系已經無法滿足需求。因此，企業應結合內部審計自身職能定位，構建內部審計質量評價體系，加大對內部審計質量的監管力度，深入發展審計全面質量管理，提高審計工作的制度化和規范化，促進內部審計目標的實現，引導內部審計持續健康發展。
(五)強化內部審計隊伍建設
審計人員是審計工作的最終實施者，審計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專業素質對內審工作的順利開展和審計質量的高低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想內部審計充分發揮其作用，就需要內審人員不斷提高自身能力。公司對內部審計要求的轉變，給內審人員的勝任能力帶來了更大的挑戰。要獲得具有相應勝任能力的專業人員，首先要積極推動內部審計人員的職業發展，制定人力資源計劃，從長遠角度規劃內審人員的培養和引進，做到能培養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其次，內部審計工作是一項知識密集型的工作，因而要加大培訓力度，注重企業現有內審人員素質的提升，不斷增強內部審計人員的責任意識、綜合素質，使其積累實踐經驗，完善知識結構，打造出一支高素質的內審精英團隊。與此同時，強化內審人員與企業其他部門的溝通，成為業務部門的合作伙伴，積極參與到各項業務活動中，深入業務并換位思考，促使內審人員能站在企業價值創造與持續發展的高度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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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新常態；商業銀行；市場流動性風險；融資流動性風險
一、 引言
李楊、張曉晶（2015）引用主席于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講話：“我國經濟發展進人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經濟新常態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特征。
經濟步入新常態之前的上升周期帶來的經濟增長，致使人們忽略了經濟不平衡以及金融創新所攜帶的高杠桿率所隱藏的風險（李楊和張曉晶，2015）。商業銀行是金融創新造成風險的首要沖擊者，全部的資金都要通過商業銀行進行結算流轉，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地位就凸顯出來了。經濟新常態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保持商業銀行合理的流動性水平，規避和降低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對于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極易誘發商業銀行的系統性風險，進而造成金融系統的不穩定。2007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流動性風險引發系統風險的最好例證。金融危機動搖了經濟穩定的根基，也引發了金融監管機構和商業銀行對流動性風險管理的持續關注。
全球金融危C凸顯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廖岷，2009）。對于商業銀行而言，保持足夠的流動性和追求利潤最大化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因而，一個全面的衡量和管理最佳流動性水平的風險管理策略是非常有必要的。巴塞爾Ⅲ針對金融危機的情況專門提出了新的關于流動性風險管理的指標（BCBS，2010）：LCR（流動性覆蓋率）和NFSR（凈穩定資金比例）。LCR是巴塞爾協議Ⅲ針對流動性風險管理專門做出的改革，主要用來保證商業銀行保持充足的流動性資產，以滿足未來30日流動性的需求。LCR的提出提高了商業銀行面臨流動性風險的回旋空間和抗沖擊能力，切斷了傳導到其他金融機構的可能性，其對銀行業的監管細則做出了一系列的改變，這些改變推動著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的不斷完善。NFCR推動著銀行流動性管理轉向長期負債，如穩定的存款和中長期債券等。監管新規的不斷出臺推動著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管理不斷前行。
流動性風險溢價比信用違約成本要高，對于長期的高收益證券尤為明顯。商業銀行在不斷追求收益的時候使得其流動性越來越少。實際上流動性有一個真正的成本，而且它比從信用風險預期損失大（Ericsson & Renault，2006）。Aspachs等（2005）、Acharya和Naqvi（2012）認為商業銀行對流動性的需求是高度扭曲的，并且期限錯配會造成短期內流動性的匱乏。孫清，陳靖元（2011）通過構建資產負債的引力模型，試圖解決資產和負債不同期限帶來的流動性風險問題。選擇從資產端的市場流動性和負債端融資流動性分析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是遵循了國際上最新的流行方法，如Drig？`和Socol（2009）與Topaloglou（2015）等學者在研究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時，都是從商業銀行的資產端的市場流動性和負債端融資流動性切入的。
金融危機以來暴露出來的流動性問題，已經說明了流動性風險的危害，并且引起了金融機構和監管機構的高度關注。如何進行流動性風險進行分析并給予管理，對商業銀行來說，是經濟步入新常態后的棘手問題。本文安排如下：第二章討論中國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結構變化；第三章分析經濟新常態對中國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構成的挑戰；最后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 中國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結構變化
流動性風險是中國商業銀行風險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質是如何正確匹配資產負債流動性的匹配問題，主要包括資產端的市場流動性風險和負債端的融資流動性風險。而流動性風險是系統性風險的主要誘因之一。分析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不能割斷資產與負債的聯系。特別是2014年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出臺以來，隨著監管的更加嚴格，更應從總體和結構上把握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的新來源和變化。
1. 中國商業銀行整體流動性風險。一直以來，我國M2增速處在高位，宏觀流動性比較充裕，中國商業銀行體系流動性較為充足。從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來看，我國商業銀行2008年第四季度～2015年第二季度，整體流動性風險處于穩定水平上。流動性比例總體保持在40%以上，遠高于25%的監管標準，但其波動也較為明顯。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第四季度流動性比例出現了較大的降幅。2009年～2011年，我國宏觀經濟增長形勢向好，商業銀行流動性比例保持穩定水平。自2012年起，隨著經濟增長減緩，流動性比例有所上升，但在2013第三季度，受“錢荒”事件的影響，流動性比例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前四年的平均水平，整體流動性風險處于可控范圍。2014年，央行兩次定向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一次非對稱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銀行間市場流動性比較充裕，利率水平保持在相對低位，2013年第四季度～2014年第三季度，商業銀行流動性比例處于上升趨勢，流動性風險下降。
總體上看，我國商業銀行流動性比總體寬裕，但是流動性風險依然存在于商業銀行體系當中。Drehmann和Nikolaou（2009）等學者的研究認為流動性會突然枯竭，流動性風險會突然加大，因而單純的保證總量充裕無法真正消除流動性風險。
2. 商業銀行面臨的市場流動性風險。資產方的市場流動性風險主要存在于資產結構和資產期限上，傳統的敞口分析通常會忽略結構上的變化與不同，當市場流動性出現超預期的惡化和枯竭時，銀行的資產會更難在金融市場上變現，使得銀行資產流行性迅速下降。
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構成主要有凈貸款、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同業資產、債券投資等。從流動性來分，商業銀行資產可以分為流動性資產和非流動性資產。現金、超額準備金、短期同業資產、可交易的證券和短期貸款等都屬于流動性資產。中長期貸款、法定存款準備金等屬于非流動性資產。不同性質的資產面臨著不同的市場流動性風險。貸款是商業銀行的主營業務，在商業銀行資產結構中占比最多的是凈貸款。貸款的流動性較差，潛在的市場流動性風險較高，2009年～2014年，商業銀行凈貸款增速一直呈下降趨勢，表明商業銀行一直在控制市場流動性風險較高的貸款項目的增速。商業銀行的凈貸款增速從2009年的38%降到2014年的12%，w現出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商業銀行不斷加強流動性風險管理，并且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同時變化比較大的還有同業資產。2010年同業資產縮水嚴重，主要在于央行多次上調準備金率，造成同業拆借資金緊張。同業拆借利率受市場影響比較明顯，波動比較頻繁，若發生流動性危機，商業銀行就會難以在同業市場進行借款，給同業拆借市場帶來流動性風險。政府債券在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中占比較小，主要是因為其盈利性較差，但其良好的流動性和無風險特征受到商業銀行青睞，因而商業銀行需要在盈利性和流動性上進行權衡，因此商業銀行持有的政府債券一直處在相對穩定的狀態。
從商業銀行總體資產結構看，流動資產中的現金和存放中央款項是呈現增加趨勢，同業拆借市場中的流動性從資產方看保持平穩態勢，因而商業銀行的市場流動性風險較小。
3. 商業銀行負債端面臨的融資流動性風險。商業銀行的負債方通常作為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是融資流動性的直接體現，因而對于流動性風險管理來說，商業銀行的負債端顯現的融資流動性風險可能更為重要。
我國商業銀行負債方的主要構成有存款，短期借款和商業銀行發行的債券等。商業銀行資產方的債權是商業銀行負債端的債務。從融資的角度進行分析，可以區分潛在的流動性風險的來源。存款是商業銀行最穩定和最有效的資金來源，是其融資流動性的保障。從2010年起，商業銀行出于經營成本的考慮也逐漸的增加短期借款的持有數量。短期借款的增加減少了商業銀行的經營成本，增加了短期的融資流動性，但惡化了期限錯配問題，長遠來看不利于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長期資金的增加有利于商業銀行降低融資流動性風險，長期債券和中長期存款都是商業銀行不可或缺的穩定資金來源。盡管會增加商業銀行成本，但對于商業銀行減少融資流動性風險，減少擠兌發生的可能性，都有巨大的作用。所以，近些年長期資金的不斷增加，為商業銀行防范流動性風險提供了資金保障。
通過分析市場流動性風險和融資流動性風險可知，融資流動性風險較市場流動性風險暴露充分，融資流動性風險要大；大型商業銀行資產結構和負債結構較為合理，面臨的市場流動性和融資流動性風險較低；中小銀行過于依賴同業拆借市場，融資流動性風險要大于大型商業銀行。
三、 經濟新常態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構成的挑戰
經濟新常態特征的主要特征是經濟下行，但金融環境復雜化，利率市場化等制度的變化也都是新常態的主要特征（張曉晶，2015）。新常態導致的新變化會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的測算、評估、管理等帶來一系列挑戰，因此，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加強關注是新常態的要求。
1. 宏觀經濟下行增加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的不確定性。余斌、吳振宇（2014）總結經濟新常態特征時認為經濟下行并趨于穩定是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征。宏觀經濟下行的時候，信用違約逐漸增多，銀行壞賬增多，部分銀行開始惜貸，從而使得流動性需求越來越多，但此時流動性供給不斷減少。Minsky（2008）、Davidson（2002）、BCBS （2008，2010）和Nikolaou（2009）都論述了宏觀經濟對流動性的影響。對于大型國有銀行來說，流動性風險管理背后有國家信用的隱形擔保，所以會助長此類銀行過于追求利潤而忽略了風險的存在。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率近些年來持續下降，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構成了挑戰。宏觀經濟下行會使得其他風險轉化成為流動性風險。Drig？`和Socol（2009）認為金融機構面臨的經營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會使得商業銀行的經營面臨更大的風險。外部環境對銀行的負面影響在增大。潘敏和張依茹（2012）通過構建動態面板模型證明了這個觀點。
流動性風險具有自我強化的特點，在經濟下行時尤為明顯。在銀行業出現危機之時，流動性風險往往會給予銀行最致命一擊。宏觀經濟環境變差會導致資本外逃，加劇資金流動的波動。商業銀行在面臨資本外逃時往往無計可施，而資本外逃也會引發“羊群效應”?！鞍土帚y行事件”和“雷曼兄弟”倒閉說明了忽視流動性風險后果是嚴重的。
2. 金融環境變化使得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復雜化。金融脫媒導致商業銀行傳統業務受到沖擊，增加了商業銀行的融資成本；資產證券化在為商業銀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也積聚著風險；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加速了流動性風險的暴露，也加速了系統性風險的傳染速度。金融危機以來的金融環境復雜化使得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復雜化。
經濟新常態下的資產證券化對商業銀行構成了新的挑戰，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時候，資產證券化的資產可能不會出現問題，但過度膨脹的同時在不斷積聚風險。商業銀行的資產證券化的資產存在著價值減少的情況，如果貸款出現違約或者展期，則意味著商業銀行目前持有的尚未資產證券化的非流動資產不再受市場歡迎，變得難以繼續資產證券化，銀行的流動性難以為繼。對于金融市場上的資產證券化的資產來說，如果價格波動過于激烈，尤其是價格出現大幅下跌的情況，證券化資產就會被拋售。市場流動性因此出現萎縮，甚至枯竭。商業銀行在資產證券化市場上也參與了交易，市場流動性出現的風險會傳導到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導致銀行出現流動性危機。其中的機理在于，拋售行為使得資產價格下浮更快，價格持續下跌會加劇資產拋售，形成惡性循環。
四、 結論
商業銀行流動性總體充裕，但資產端和負債端分別存在潛在的市場流動性風險和融資流動性風險。從市場流動性風險看，大型商業銀行由于盈利渠道廣，抗風險能力強的特點，擁有較多的優質資產；中小銀行盈利渠道少，因而同業存放較多，但保持了靈活性。從融資流動性風險看，大型商業銀行持有較多的穩定的資金，并且融資成本相對較低；中小銀行融資更多的是通過同業拆借的方式，在金融環境復雜化和金融脫媒加速的今天，中小銀行面臨更多的融資流動性風險。宏觀經濟下行、資產證券化和利率市場化的發展都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提出了嚴峻的考驗。
在我國經濟處在新常態的發展階段中，央行和O管部門在流動性風險監管時應重點關注：（1）宏觀經濟波動的時候，流動性風險極易由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市場風險轉變而來，因為信貸市場、利率市場是緊密相連的。因此在防范流動性風險的同時，需要同時防范利率風險、信貸風險等風險。（2）流動性風險具有資產負債結構特征，同時流動性風險也會根據宏觀經濟波動和流動性變化而變化，因而仔細分析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的結構變化，區別發現潛在的流動性風險，及時的補充商業銀行的流動性。（3）資產證券化和利率市場化的發展會促使金融創新，金融創新要在合理的監管范圍內進行。監管部門應對有關于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的金融創新進行動態監管，以便及時做出對策，防止流動性突然枯竭，誘發流動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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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本量化寬松政策溢出效應與東亞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協調研究”（項目號：13BGJ042）。
關鍵詞：新常態；人力資源管理；創新途徑
0.引言
“新常態”的含義是“速度”、“結構”、“動力”。其中，“速度”指的是我國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從以往的高速變為中高速；“結構”是指我國現在的產業結構升級管理；“動力”指的是我國的產業驅動模式逐漸轉變為以創新驅動為主；我國的“新常態”這一說法是提出。新常態提出于2014年，說明的是我國目前的國情以及應對該國情我國應該擺正的心態，也就是說面對新形勢，我們要保持平穩的心態。在新常態下，我國的企業面臨了改革轉型的壓力，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也應該尋求創新從而適應新常態經濟。
我國的經濟“新常態”可以從九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消費需求，消費仍舊是我國目前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需要繼續促進消費驅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和進一步發展；第二，投資需求，消M與投資相輔相成，新常態下我國的投資機會增多，涌現出多種投資方式，新經濟、新電商、新商業都逐漸成為投資的熱門；第三，出口和國際，出口顯示了一國的經濟實力，成為我國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動力，發展好國際關系也是新常態下逐漸涌現的特點，國際關系的重要性在新常態下尤其明顯；第四，生產能力和生產組織，新常態下小型生產力的作用不可忽視，微生產、微電商逐漸興起，同時也興起了一大批以互聯網為核心的小微企業，生產的組織模式多樣化；第五，生產要素配置，以往的生產要素勞動、資本等在新常態下正在尋求新的配置方式，創新成為資源配置最重要的前提；第六，市場競爭，新常態下更注重高質量、差異化的產品或服務，市場競爭必須重視這兩點，提高資源的有效配置；第七，資源環境約束，經濟越發展，環境越重要，合理配置環境和自然資源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重點，發展不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第八，經濟風險積累，由于互聯網在新常態下有一個廣泛的應用，對于信息的安全就更需要引起重視，新常態下更需要建立健全的風險規避和風險化解措施；第九，宏觀調控，政府逐漸放權給市場，更多地依靠市場自動優化配置實現經濟發展。
1.新常態下人力資源管理面臨的挑戰
新常態為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創新帶來了挑戰。就企業管理者而言，新常態是新事物，如何理解新常態的本質內涵，如何提高企業競爭優勢，如何提高企業經營績效，如何在新常態下創新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工作，這都是新常態下企業面臨的挑戰。
1.1企業面臨轉型，需要人力資源適應新型企業
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趨勢發生巨大的變化，企業為了適應新常態下的經濟市場，逐漸開始轉型，使得我國服務業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以往僅僅停留在重視人、用好人和激勵人的一般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已經不能適應和滿足企業發展和競爭的需要，企業如果還是采用以往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或者傳統的管理制度，將會阻礙企業的轉型，使得企業內部資源配置不完善，企業轉型失敗，導致企業失去市場競爭力。因此，新常態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必須適應企業的轉型要求。
1.2人口紅利的消失，企業勞動力成本增加
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是世界以前的“大工廠”，而隨著第一批計劃生育實施幾十年以來，獨生子女占勞動力的多數，以往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依靠勞動密集獲得生產和經濟進步的可能性逐漸減少，勞動力的成本逐漸減少。尤其是進入21世紀，“劉易斯拐點”開始來臨，我國的勞動力結構逐漸產生變化，人口老齡化開始逐漸成為目前我國人口增長普遍的問題，勞動力的逐漸稀缺使得勞動成本不得不增加，這樣導致的結構就是企業需要轉型升級，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為資產密集型或其他類型。因此，新常態下，我國企業面臨極大的挑戰，一方面必須加快企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還要盡量減少勞動力成本，同時還需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以保證創新。
1.3互聯網帶來的沖擊使人力資源管理面臨挑戰
新常態經濟伴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互聯網+意味著不論是互聯網企業還是傳統企業，都需要針對互聯網有一個全新的改革和升級。如果企業不能適應互聯網，則可能面臨倒閉。因此，不論是企業主動應用互聯網進行產業升級還是被動改變，其管理者都需要對人力資源管理有一個全新的思考，制定新的戰略戰術。因為對于企業而言，其獲取利益的根本都是人力資本。著名學者貝克爾（1992）曾提出，發達國家資本的75%以上不再是實物資本，而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成為人類財富增長、經濟進步的源泉。對于處于信息化時代的企業來說，企業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因此，在互聯網時代如何進行人力資源的創新是各行各類企業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2.新常態下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途徑
現今中國企業已經進入“新常態”，從“新常態”的九大特征來看，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不斷擴大，現代化思想的普及，農村勞動力逐漸減少，經濟增長不能依靠一味地壓榨剩余勞動力，而是依靠創新和技術開發。那么，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成為企業提高競爭優勢的基礎和前提，新常態下的人力資源管理創新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
2.1人力資源管理利用互聯網使用大數據，進一步發展e-HR
互聯網是“新常態”下的一大趨勢，互聯網時代是一個基于大數據的知識經濟時代。在互聯網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會產生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的背后隱藏著人的需求、個性特征、情感變化以及深度溝通和思想沖撞所產生的新信息和新知識。因此，在互聯網時代，人力資源部門應該學會采用數據化思維。
2.2人力資源部門主要以業務為導向，HRBP化是人力資源的趨勢
在“新常態”下，人力資源部門從發揮管理職能為導向變為支持業務為導向是一種趨勢，在如今‘用戶至上”的時代，人力資源管理者更多地成為業務伙伴和戰略伙伴（HRBP），這樣，人力資源部門必須由關注“事務”轉變為兼顧“人”和“事”。目前HRBP已經不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許多大型企業例如華為、阿里巴巴都開始設立HRBP這一崗位，通過將人力資源管理者與業務部門管理者兩者的身份相結合，在業務部設置HR職位，可以幫助業務部更好地配置人才資源。HRBP不僅僅是人力資源管理的專業人才，也是專業的業務型人才，這使得其能夠更合理地幫助業務部實現人力資源管理，進行人才創新管理，同時保證業務部門的人才供應。
2.3人力資源管理理念創新，其職能和業務將進行擴展
新常態下，組織與人之間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企業應該去中心化，著重發展扁平化組織，在這種扁平化組織中，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職能和業務得到擴展。將組織管理去中心化，激勵員工自主經營管理，打破了人力資源管理的部門邊界和職能邊界。向左向右來說，不同部門之間的員工可以相互合作，員工的職能更廣，各部門之間也可以積極合作或互助，人力資源部員工可以與其他部門員工之間積極溝通，相互合作，擴寬了各部門的職能，使組織內部更加緊密，使人力資源工作更符合組織實際；向上來說，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和組織戰略相結合，成為支持企業戰略發展的重要動力；向下來說，人力資源部門員工如果更接近客戶，就可以直接與顧客進行業務交流，因此企業人力資源產品可以延伸到價值鏈上的客戶。
2.4企業的招聘渠道增加，企業招聘呈現網絡化
新常態下，一些大型企業在招聘時已經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報紙、人才市場、電視廣告等渠道，而是在網上招聘信息，擴寬了招聘渠道與招聘覆蓋范圍，消除因信息不對等對企業造成的損失，從而為企業招聘到合適的人才。調查表明，全國企業中有60%的人力資源部經理認為網絡招聘是一種有效的招聘手段。有的企業甚至認為，應聘者是否能從網上看到公司的招聘信息，找到公司的主也是考查應聘者能力的―個隱形標準。
2.5打破組織的地理邊界，加強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資源管理
新常態下最典型的進步是互聯網的發展，在互聯網技術落后的時代，長距離的溝通和交流存在極大的困難，處于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文化范圍的組織被地理邊界嚴格地區分開來。新常態下，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人們可以足不出戶地了解世界各地的信息，現如今實現了經濟全球化，在這個時代，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經濟組織將跨越地理上的邊界，彼此相互影響滲透，進而融合成一個統一的有機體。新常態下，由于地理邊界的消除，企業更加需要加強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創新迫在眉睫。進行人力資源管理創新需要優化組織的人力資源配置。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的人力資源配置應該去除單一化，建立具有本土化和國際化相結合特色的人力資源配置。地理邊界消除后的跨國企業中，員工的價值觀會呈現多元化，因此，要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效率，就應該在企業各個分（子）公司傳達一致的企業文化，讓全體員工樹立共同的企業價值觀。
走出認識誤區。通過媒體宣傳報道，廣大受眾了解了新常態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總體上看受眾對新常態的認識還是表面化的、甚至有認識上的誤區。這種誤區體現在“三化”上：一是泛化，把新常態當成一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二是標簽化的傾向，特別是一些領導干部把新常態當口頭禪，甚至當成擋箭牌。三是庸俗化的傾向，現在把反、懲治腐敗這些政治上的變化稱為新常態，甚至有人把新常態娛樂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急需對新常態做一個理論上的界定，把新常態停留在中央戰略判斷的層面，還是上升到一個經濟思想的高度？這個問題我覺得需要研究，有了定位才能夠統一思想和認識。
認識四種關系。在報道新常態時首先要把握好穩增長和調結構的關系，調結構轉方式是基礎，從而實現在發展中升級，在升級中發展。第二個關系就是利與弊的關系，克服盲目樂觀和盲目悲觀的關系。第三是變與不變的關系，在報道中應該講清我們戰略發展機遇期沒有變，這樣就會避免在認識上的誤區。第四是憂患意識和堅定信心的關系，我們要客觀分析經濟發展形勢，給受眾講清楚，讓大家樹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決心和信心。另外，在新常態報道中合理引導受眾預期是非常重要的，在市場中，預期會影響到未來的經濟運行，所以有了合理的預期再加上中國經濟這么多年來積累的雄厚家底和中央宏觀調控駕馭能力的增強，我們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是能夠做到保持巋然不動的。
避免兩個極端。在報道上要準確把握新常態，特別是要掌握好分寸和火候，當前的經濟新常態不同于一般的報道，主流媒體要服務大局，不僅要回應社會關切，而且要因勢利導，所以在新常態報道中把握度是很重要的。我覺得媒體應該避免這兩個極端一是專注一個無關緊要的數據不放，然后就擴大化，最后得出不符合現實的結論，導致對新常態的報道中常常會表現為唱衰的論調。二是把一般現象當成普通現象。比如前一段西鐵城撤離中國的報道，后來擴大到外資大舉撤資中國。在主流媒體中常常表現為缺乏問題導向，缺少辯證思維，容易把經濟現象和經濟數據割裂開來，有的報道雖然唱響了“光明論”，但是缺乏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