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0 14:49:2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學的邊際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引言
高鴻業版的《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到2014年已經出了第六版了，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它是當今國內流行的一本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大多數的財經院校或財經專業均開設有微觀經濟學課程，并指定了高鴻業版的教材。其原因可能在于許多院校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指定或默認這本書為參考書。另外，該教材有大量的配套輔導手冊或練習題，極大地方便了教師出題或學生做作業。其中翔高教育配套的《學習手冊》也出到了第六版，上面有課后習題答案，還有補充練習，很多增加的習題是歷年的考研題目。另外，人大出版社也開發了數字考試系統，供高校使用。它還有針對教師的教學手冊。所以說這本教材是國內較權威的教材，一點不過。認真分析高鴻業版教材的理論知識結構和分析方法，對于幫助教師教和學生學都具有現實意義。
關于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從理論上是很多的，比如：邊際效應分析，機會成本分析，微觀計量分析等。在課本上第一章中也有介紹的。它是在介紹了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理論分類和本質后，簡單地介紹了其分析方法，還與宏觀經濟學進行了對比。從學生最后的學習效果，學生對于一些重要的概念和理論還是不理解或者記不住，但對其核心的分析方法——邊際效應——的分析方法略微有些理解。學生學習這門課的最終目標，是理解和掌握教科書上的概念或定理，但經濟學的素養是學會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分析家族或廠商的行為。因此，有必要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結合歷年考生在考試中出現的常見問題，尋找讓考生快速掌握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的一條捷徑。那就是濃縮在各章節中出現的共性分析方法提練出來，并把各個理論揉進去。這種分析方法可以簡單地稱為“邊際補償”分析方法。這是結合了邊際效應分析方法和無差異曲線而得出的。
提到“補償”一詞，一定會聯想到教材第三章消費者理論中的補償需求曲線。是的，邊際補償的分析方法正是受到這里的補償需求曲線的啟發。希克斯在《價值與資本》中極力推崇和宣傳無差異曲線，強調物品的替代和互補性。這里的補償有替代的含義。也正是受這個啟發，借用“補償”一詞，把“邊際補償”分析當作教材中的基本分析方法，接下來，從第三章消費者理論，第四章生產者理論，以及第九章一般均衡理論來說明邊際補償的分析方法及體現。
二、微觀經濟學的四個發展階段
在講微觀經濟學的脈絡之前，先看看微觀經濟學的發展，弄清楚了它的發展，才知道教材上對應的是哪些部分，有哪些知識點，如何聯系，需要用哪些分析工具。微觀經濟學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微觀夾雜在宏觀中的階段(17世紀到19世紀中期)。這時候主要以威廉·配第、亞當·斯密、李嘉圖為代表，宏觀與微觀是混在一起的。現代微觀經濟學拋棄了勞動價值論，把生產費用學說和稍晚的邊際效用價值學說作為開端。其中，德國人戈森提出邊際效用遞減，與將貨幣配置在任何商品的最后一單位貨幣的效用要相等。這兩個規律稱為戈森第一和第二定律。它們構成了現代微觀經濟學消費理論的重要淵源。
第二階段，奠定基礎的階段(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由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向壟斷競爭過渡，經濟危機不斷發生，研究開始同時關注供給和需求。這一時期的微觀經濟學主要是奧地利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和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理論。其中，奧地利學派的效用理論與以前效用價值的區別是加入了“稀少性”。馬歇爾主要是將邊際效用理論與供求論和生產費用論相混合，重視邊際增量分析，采用局部分析方法，是以完全競爭為前提的。
第三階段，體系初步形成，開始獨立發展的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這一時期主要通過對廠商理論的發展，補充了微觀經濟的體系。廠商理論就是在不同的壟斷或競爭條件下，廠商的產品價格與產量如何決定。主要代表人物是張伯倫和羅賓遜。特里芬(1940)提出以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作為必要條件。希克斯(1939)利用了馬歇爾的效用概念和帕累托的無差異曲線，提出邊際替代率，揚棄了基數效用，豐富了福利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內容，由此，微觀經濟學建立起了獨立的體系。
第四階段，發展和演變的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今)。高鴻業版的教材主要包括前三個階段。微觀經濟學總體上是主觀效用價值論，從基數效用到序數效用的轉變，廠商理論的建立，標志著微觀經濟學體系的形成。要說明的是，英國的埃奇沃思在1881年提出并介紹了無差異曲線，沒有引起人的注意。然后，意籍帕累托引用了無差異曲線，建立起序數效用為特征的主觀價值理論，但它只是簡單比較效用組合的大小，而不去表明和計算組合的效用差額是多少，它有意、法語兩個版本，傳播仍然不廣泛。它直到1934年，斯拉齊茨、希克斯和艾倫推動了無差異曲線的應用，希克斯將邊際效用理論轉變成了無差異曲線，計算了其斜度，即斜率，命名為邊際替代率。這樣就替換下了基數效用論里面的邊際效用概念。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替換為邊際替代率遞減規律。
三、無差異曲線的特征及補償的分析方法
帕累托的《政治經濟學教書》(法文版1909年)應算作對消費者需求學說的一個經典論述。任何現代的研究應該從這里開始。為了研究有關聯的商品，帕累托從埃奇沃斯那里借鑒一種幾何學方法——無差異曲線。無差異曲線是希克斯極力推崇的，它是微觀經濟學中經典的分析工具。無差異曲線上每個點都表示一個相同的總效用，它是由線上兩種商品的不同數量組合帶來的，數量組合不一樣，但是總效用相等。它可以是曲線、直線、或者垂直形。總效用曲線表示商品組合的效用，當x與y的數量增加，必然出現較高的總效用。只有這些移動是互相補償的——x增加而y減少，或x減少而y增加，無差異曲線才不會變動。通過無差異曲線上的任何一點的斜率都有肯定而重要的意義，個人為了補償一小單位的損失，需要有某一數量的y。失掉x所引起的效用損失，應等于得到某一數量y帶來的效用。它離原點越近，總效用越小，反之，越大。它暗含的是消費者可以為商品組合的偏好排序。這和中國歷史上的多多益善有點相似。離原點越遠的商品組合越多，總效用就越大。提出邊際效用之比率的是俄國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斯樂特斯基。這叫做邊際替代率。邊際替代率的定義是恰好足以補償消費者損失一個邊際單位X的Y的數量。根據規則，無差異曲線是對軸線突出的，用術語來說可稱為邊際替代率遞減規律。當支出分配在兩種或多種商品上時，以下一點是必須的，即相等的市場價值之間的可能替代不應導致消費者達到較好的位置。
消費者剩余原創人是杜普伊特，他認為，政治經濟學必須以消費者為獲取某物所愿做出的最大犧牲作為衡量該物效用的標準。而福利的衡量也以效用為基礎。馬歇爾和杜普伊特一樣，認為效用的收獲是消費者不能缺少某物而對該物付出的價格與其實際對該物支出的價格相超出的部分。最好看待消費剩余的辦法是把它當作一種因價格而下降的結果。以貨幣收入計算消費者所得的收獲，或者還可以把它表示成收入的補償變化，也就是收入的變化正好抵消價格的下降，使得消費者不比以前更好。
四、邊際補償分析在消費者理論中的應用
所謂“邊際”是指價格或數量變動一個單位。以下的分析主要指數量變動一個單位。數量用x表示，那么，邊際增加相當于x=1;補償的含義，顧名思義，表示失去的某些物品需要得到另外的物品來補償，如果把失去當作成本，那么得到就是收益，成本與收益是相比較而言的，如果用后者支換回前者，原來的收益變成了現在的成本，成本相應地成了收益。所以，補償既可以當作收益，也可看作成本或代價。比如，這里甲有兩個香蕉，乙有一個蘋果，如果兩個人同意用2個香蕉換一個蘋果。那么，甲想得到一個蘋果(邊際增加)，就要放棄2個香蕉(成本或代價)，一個蘋果是對2個香蕉的補償。以上是對邊際補償較為直觀的理解。下面繼續分析消費者理論中的預算線與無差異曲線，說明邊際補償是怎么應用的。
如果用x1表示第一種商品，比如蘋果，用橫軸表示，價格為p1=2，x2表示第二種商品，比如香蕉，用縱軸表示，價格為p2=1，如果按照上面的交換條件，2個香蕉換1個蘋果，交換率為2，經濟上叫做邊際替代率為2，即： 。 實際上，它表示市場上的相對價格，顯然，蘋果的價格要比香蕉的價格貴，正好是2倍。表示為 ，這也正好是預算線的斜率，所以，預算線也叫做價格線，因為它是價格之比。如果收入為M，收入全部用來對x1和x2的支出，那么M=x1p1+x2p2，移項得： ，由x2對x1求導數，可得 ，同樣，移項可得： ，這可以看作消費者消費x1的邊際成本。從機會成本來看，消費者增加1單位的x1，將會損失 的x2。 這個式子正好同前面分析的一樣，市場上的交換比率與兩種商品的相對價格之比相等。如下圖1，AB表示預算線，兩種商品市場交換比率正好為預算線的斜率，也就是相對價格之比，假設收入M=1元，OA=1，OB=2，那么，邊際補償在這里可以理解為，為了得到橫軸上表示的一個蘋果，必須放棄2個香蕉，反過來，放棄了2個香蕉，必須用1個蘋果作為補償。
從無差異曲線來看，u=u(x1，x2)，由于同一條無差異曲線上，效用一樣，所以，無差異曲線可以寫作：u=u(x1，x2)，全微分后可以得到：MU1dx1+MU2dx2=0， ，這個式子可以理解為消費者消費x1的邊際收益，為了增加1單位的x1消費，必須放棄 的x2，當邊際效用之比等于價格之比時，消費點位于均衡點E。如果不相等，比如，消費點位于A時，價格之比小于邊際效用之比，即邊際成本小于邊際收益，增加x1的消費是有利的，因此，增加x1的消費，減少x2的消費。反之，消費點位于B點時，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消費者會減少x1的消費。
五、邊際補償分析在生產者理論中的運用
求解生產者均衡要涉及兩個工具，一是相對價格曲線，它是總產值或總收入。另一個是生產可能性曲線，它是無數個商品組合點的連線。要得出最優的生產點或商品組合點。先分析成本線。如果用m表示這個總產值或總收入，兩個產品的價格分別是P1和P2，則收入函數為：x1p1+x2p2=m，此式確定了x2和x1之間的函數關系，即 ，它的幾何表示為相對價格曲線，與消費者的預算線是一致的。斜率為 ，對上式求微分，有 ，可以理解為x2和x1之間的交換率，x1可以交換到 ，交換就意味著補償。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收益，如果x1=1，則x1的邊際收益為x2。
現在考慮生產函數，假設企業家使用單一投入c，來生產兩種商品x1和x2，則生產的隱函數為H(x1，x2，c)=0，顯成本函數為c=h(x1，x2)，用c表示的成本是兩種產出的函數。產品轉換曲線表示在給定投入C時，生產商品組合的圓圈。假如固定投入c，為了獲得更多的x2就要放棄x1，假設分別生產這兩種商品的成本是相同的。在幾何上，負的斜率定義為邊際轉換率， ，假設成本為c為既定，對成本函數全微分，得到dc=MC1dx1+MC2dx2，MC表示邊際成本。既然dc=0，所以，兩種商品的邊際轉換率等于x1的邊際成本與x2的邊際成本之比，即 。邊際成本之比，相當于邊際機會成本，表示生產1單位x1的機會成本是 ，假如邊際成本之比為2，即生產1單位的x1將損失2單位的x2，或者說2單位的x2可以補償1單位的x1。當邊際成本與價格之比相等時，商品組合點正好位于E點，如圖2。假設生產點位于A點，邊際成本將小于邊際收益，就應該增加x1的生產。反之位于B點，需要減少x的生產。
六、小結
均衡價格理論、廠商理論和分配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福利經濟學也加入進來。由均衡價格可以引伸出個別市場或個別商品的需求與供給問題。顯然，微觀經濟學不僅僅孤立地研究個別單位或個別市場的運行，還非常注重這些單位之間的相互作用或市場之間的相互聯系。所以，學習微觀經濟學，既要見樹木還要見森林。希克斯在《價值與資本》一書中，極力推崇和大力發揮帕累托的以“序數效用論”和“無差異曲線”等概念為基礎的“一般均衡理論”。其后，一般均衡理論和無差異曲線在英、美經濟學界廣泛應用。希克斯在引論中說：“但我相信，我寫成的是一本書。這樣說的根據不在于論題的統一，而在于方法的統一。我相信我很幸運地找到了一種可以應用于廣泛的經濟問題上的分析方法”(1995)。我們可理解為，學習微觀經濟學，本質上在學習一種分析經濟問題的方法。從希克斯對無差異曲線和一般均衡理論的運用來看，正是具有“邊際補償”分析的特點。在價格給定，不同的商品相互組合，從而保持效用不變，通過邊際補償方法的運用，同時，也滿足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的原則，從而找到個別市場，從而相互聯系市場的均衡點。這也是我們看到的資源最適度配置的結果。
作者簡介：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變化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方法論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這對后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并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于抽象時空的。
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于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于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
窘境。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反貧困首先始于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于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
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里，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轉貼于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發展政策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借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
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將Ramsey(1928)的消費者最優化分析引入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從而提供了內生決定的儲蓄率。這一擴展允許更豐富的轉型動態(Transitional Dynamics)，同時保持條件趨同的假設。然而，儲蓄率內生化并沒有消除長期人均產出增長率對外生技術進步的依賴。
他們和Uzawa(1965)的研究完善了Ramsey經濟增長模型，完成了基本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但由于缺乏與實際經濟的聯系，在70年代早期，即理性預期革命和石油危機的前夕，增長理論已不再是一個活躍的研究領域。宏觀經濟學家集中于短期波動的研究，主要貢獻包括理性預期與商業周期模型相結合，改善政策評價的方法以及將全面均衡分析(CGE)應用于實際商業循環理論。
經過近20年沉寂后，一些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經濟增長理論來解釋人均收入在不同國家及不同時期的巨大差別。收益遞增、人力資本、研究與開發、技術擴散、干中學和外部性的論題成為新增長理論研究的中心。許多國家關于經濟增長的大量統計數據的可獲性，使經濟增長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相互促進、不斷更新、充滿活力，吸引了不同領域經濟學家的廣泛興趣。
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著作為開端，8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增長理論研究出現了新的。這一階段被稱為新經濟增長理論階段。這些研究的動力是，認識到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極為重要的。最近的貢獻的特征為以研究內生技術進步為主要特征。Romer(1086)，Lucas(1988)和Rebelo(1991)的研究，是建立在Arrow(1962), Sheshinski(1967)和Uzawa(1965)的研究工作基礎上，他們仍沒有真正地引入技術轉變的理論。將研究和開發(R&D)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結合進增長理論框架開始于Romer (1987,1990)。Aghion & Howitt(1992)以及Grossman & Helpman(1991)也對此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這些模型中，技術進步來自于有目的的研究和開發活動。這種活動由事后的某種形式的壟斷力量予以補償。如果經濟社會能不斷產生新的思想，那么增長率就能在長期中保持正值。然而，由于與新產品和新生產方式創造相關的扭曲的存在，增長率和大量發明活動的結果將不會是Pareto最優的。新的研究還包括技術擴散模型、對發明的分析與技術領先國家的技術進步率相聯系，對擴散的研究則涉及技術跟隨型經濟模仿這些技術進步的方式。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另一個重要的外生參數是人口增長率。而新經濟增長理論最近研究成果(Becker & Barro, 1988; Becker, Murphy & Tamura, 1990)就是通過將生育選擇分析結合進新古典模型，從而使人口增長內生化。其研究結果與大部分國家的經驗結果相一致。其它的模型還涉及考慮移民和勞動－休閑選擇的增長模型中使勞動供給內生化。
戰后，由于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經濟增長和發展現象，所以又發展出一套與微觀經濟學相互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和經濟增長理論。60年代以來，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廠商出現、交易費用的意義和產權的意義，又發展出交易費用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特別是80年代以來，博弈論開始進入主流學派，它被廣泛用來研究內生交易費用。
論文摘要：歷經 30余年發展 ．國際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 學界 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國際政治經濟學把 國際政治關系與國際經濟關系及其互動結果和衍生現象銜接起來，從全球化角度剖析了國家與市場的現實場景、互動關系和作用規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空間的延展，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化與國際經濟政治化的日益明顯和相互滲透，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與其核心原理日臻完善和成熟。當前，國際政 治經濟學仍然受限于理性主義的分析框架。面臨著諸如分析方法和分析語言的繼續充實與更新等一系列問題。
隨著全球體系的加速形成，興起于 20世紀 70年代西歐和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PE)，日漸成為學界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從理論和方法論角度而言，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義與相互依存理論 、現實主義與霸權穩定理論 以及激進主義與世界體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化與國際經濟政治化的日益明顯和相互滲透，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研究素材和新穎的思維視角，也昭示著其已經步入新的變革時期。
一、 自由主義與相互依存論
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對國家的決定性和強制性，其觀點承襲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理想主義傳統。自由主義把國際關系的發展看作是一部市場進化的歷史，當今世界體系是由全球性的現代化所塑造，并有賴于三種力量 的推進：一是經濟力量，即開發市場、利用新資源的能力；二是技術力量，如通訊、運輸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組織力量，即管理經濟活動的方式。靈活應對主要由上述三種力量推動的市場化構成了國家生活的主要內容~13(P14)。國家間穩定的貿易與經濟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關系以及由此凝結的互惠紐帶，有助于鞏固和發展國家問的合作關系，從而成為培植國際和平的源泉之一 。對此，相互依存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從民族國家與全球市場的權能關系角度 ，給出了學理推斷和說明，其也成為自由主義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論之一。
相互依存理論認為國家間的經濟依賴狀態是一種客觀情形 ，各類國際行為主體(國家、國際組織與跨國公司等)活動的終極 目的是促進全球資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實現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從而為國際和平提供一種功能性的保 障。為此 ，必須限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從而強化 國際經濟關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類國際行為主體通過合作關系的不斷推進而共享利益，以推動國際經濟體向均衡化發展。經 由相互依存的組織網絡形成的技術上合作、行為上共處的國際體系，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軍事手段來解決國際沖突提供了必要條件。
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相互依存狀態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國際行為主體問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關系。由此，羅伯特 ·基歐漢(Rob一ert 0．Keohane)和約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復合相互依存理論(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該理論的創新之處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關系包含著代價，而事先指明某種關系的收益會大于代價不太可能。這取決于國際行為主體對自身價值和依存性質的判定[2(P14)。很多學者注意到，相互依存關系的達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單元的數量與損失程度兩大變量的迭加作用和影響，致使依存關系中權力的來源更加復雜，形成所謂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雙方或多方只有相對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對受損(relative loses)。換言之，國際社會中的相互依存關系大多是非對稱的從而造就了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相互依存關系的遞進與發展 ，非但沒有弱化國家的政治權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對稱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為國家新的政治權力提供了來源與動力。為此國家間必須保持適度交流(以不引起對方感到威脅為底限)，以減少相互依存中的對立因素并使之趨近于對稱，從而強化由此派生的國際協調與國際合作的基礎，即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為調節和控制國家間關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現實主義與霸權 穩定論
現實主義源于重商主義和德國歷史學派。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政治經濟問題的中心，市場依賴于國家的存在。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認為重商主義意味著現代 國家的形成 以及資本主義的贏利經營轉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產力理論”認為 ，權力較之財富更重要，并決定著國家的主權獨立和財富保持C5)(P46—47)。國家應大力發展新型工業和貿易，并依賴保護主義手段確保本國的工業競爭力。
現實主義從國家中心論出發，對內強調干預主義，對外主張保護主義，并認為政治權力框架決定經濟利益分配。民族經濟的發展與國家財富的增長依賴于國家“為尋求權力而斗爭”的能力。本質上，國際經濟關系是相互沖突的，世界經濟競爭的零和博弈特性，凸顯國家安全和軍事力量對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決定性。競爭作為國際交往的一種常態 ，意味著增強自身優勢和削弱競爭對手。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為明顯地體現了現實主義的訴求和預期。
霸權穩定論主張由單一的霸權 國家主導國際體系，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創立結構和秩序，以便規避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國際體系的失序風險。羅伯特 ·吉爾平 (Robert Gilpin)從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給出了霸權國家確立的三大標識：一是形成以霸權國家為中心的經濟勢力范圍；二是建立以霸權國家為核心的金融貨幣權勢；三是霸權國家具有適應全球經濟變化的超凡能力。從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權國家所提供的諸如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制度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國際政治和安全機制等雖然體現了霸權國家的意志和夙愿，成為鞏固霸權國家權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體系內的成員國。因此，霸權也被認為是維持無政府狀態下國際體系穩定與和平的一項條件。
霸權穩定論突出了政治結構變動對 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它尤為關注國家體系以及國際政治關系在組織和管理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并視國家安全和政治利益為首要目標。基于對霸權戰爭尤其是世界政治變革的系統研究，羅伯特 ·吉爾平從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闡明了霸權 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并指出了統治或控制國際體系的三種途徑：一是國際體系中政治聯盟 間的權力分配，從形式上有單一結構的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二元結構的冷戰體系，以及多元結構的均勢體系；二是國家間威望的不 同層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聲望，并 由此決定哪些國家實際上統治國際體系；三是國家間互動的一系列權利和規則—— 國際條約，其所依據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團或國家的權力和利益 ，有學者稱之為“統治者實踐的模型”[6](P35--42)。
現實主義認為，霸權 國家塑造和維持國際體系穩定與和平的基礎是其強大的生產能力所帶來 的“經濟剩余”。這種“經濟剩余”會因邊際收益遞減法則和經濟結構的“軟性化”而趨減，從而導致霸權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漸減弱，以致其所確立的國際體制最終歸于瓦解，國際社會再度進入失序狀態。可見，由唯一主體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很不穩定。由此 ，羅伯特 ·基歐漢提出了霸權后合作理論。通過增加維持秩序的主權 國家的數量來分散負擔國際公共產品，交涉形態的多元化有利于有關國家協調立場，從利害關系的連續微調中達成利益一致，從而實現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穩定。
三、激進主義與 世界體系論
激進主義的最大創見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經濟的邊緣地帶(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區(發達國家)從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后果角度來探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演化[7](P54)。激進主義認 為從本質上國家間關系是一種國家與國家社會力量間的關系。世界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力量(核心地區與其統治力量)，只要可能總是要對世界進行政治、經濟和精神的改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從本質上就是一種剝削關系。擺脫與發達國家的依附關系，最終實現發展中國家的非殖民化和現代化 ，成為激進主義的一項核心命題。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較為典型和發展相對較快的學說。
世界體系論主張對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和社會變革展 開長時段 (1ong term)和大范 圍(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顯現世界體系的“社會時間”和“地理空間”特質。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認 為，世界體 系是一個 由政治、經濟和文明三維組成的實體，它具有單一的勞動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維的“國家”和“社會”。世界體系中政治單位間的聯系圍繞經濟利益分配展開。次序地呈現出中心(center)、準邊緣(semiperiphery)和邊緣(periphery)三級結構，并最終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認 同所強化[8](P462—470)。
世界體系論的一項假說認為，資產階級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質生產過程的巨大優勢來統治世界，并通過建立某種制度來保證這種統治，不符合這種制度安排的國家將受到打壓。由于國家間政治經濟關系受制于某種世界性的生產方式，只要介入這一過程的國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響。在生產方式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霸權國家必然對國家問的政治關系發揮著領導作用，因而存在外圍或非中心國家的挑戰以及中心結構 內部霸權與挑戰霸權的斗爭E9；(P5—1 3)。世界體系論的最大貢獻是對霸權的興起和衰落，即國際體系在單一中心霸權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間的波動周期及其規律的系統研究。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個循環序列(103(P229—230)：第一階段，嚴重政治沖突(全球戰爭)時期，國家對秩序的期望很高，卻很難實現 ；第二階段，世界秩序(世界權力)初創時期 ，國家仍然對秩序的期望很高，這種秩序實為霸權的產物；第三階段，霸權合法性減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時期，國家對秩序的期望讓位于各種安全范式 ；第四階段，權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時期 ，國家對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點。這種循環序列構成了世界政治的一個霸權周期，即長波周期(一般為 100年)。
對于世界政治 中權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擴散”(diffusion)的波動周期，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從世界體系的運行動力角度給出了分析和解釋。他認為世界體系中存在兩個范疇的運動：一是階級范疇的運動，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和抗爭，其動力是資本積累；二是地理范疇的運動，即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帶的依附與對立，其動力是不等價交換El1](P80—81)。從構成中心和邊緣關系的主要層面而言，雙方的結構和地位經由一定條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轉化換言之，中心和邊緣并非一成不變的，核 fl，地區會 出現停滯并淪為邊緣地帶；邊緣地帶也可能上升為核心地區或準邊緣地區。所謂“一定條件”，主要是三種類型的跨邊界交換 ：一是經濟交換(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等)；二是政治交換 (戰爭、侵略、精英聯盟等)；三是文化交換(信息、規范、意識形態、宗教等)。上述三種交換的結果， 并不意味著必然會形成一個單一的集合體，但從 中心化或邊緣化中出現的經濟兩極化必然會伴有政治兩極化，即核心地區成為強 國，邊緣地帶淪為弱國，從而形成了帝國主義的霸權。
四、結 語
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在全球體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響 ，從本質上反映了國家權力與世界市場之問的關系，這種關系又直接表現為各種類型的國際行為主體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和博弈。由于直面國際關系現實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迅速發展起來 ，建立了一套系統的概念和假說，產生了一批影響深遠的學說。目前流行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是大量 的個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這反映出，國際政治經濟學雖然突破了傳統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學科分野，而且日益融會了兩大學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義(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這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長于解釋 國際行為主體在給定結構下的行為選擇以及系統的維持，而不長于解釋結構的變化和系統的更新①，由此從分析方法和分析語言上預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間。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妨借鑒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引入作為解釋結構變化 和系統更新 的新變量 ，比如身份認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強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重釋性和問題 回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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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末,其標志是人類生產從以農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9世紀末,其標志是電氣化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化(如機械動力代替了人的體力勞動,電燈、電話帶來了新的照明和通訊等);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0世紀下半葉,其標志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在這樣的時代,放眼世界,社會經濟生活呈出如下變化:
(一)富者相對越來越富,窮者相對越來越窮。
在這里,“富與窮”是要表明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個人之間不平等的現象加劇。其主要原因是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比任何時候都快,而開發和利用新技術的企業家成為社會財富的最多擁有者。有人說“在過去15年中美國出現的億萬富翁比有史以來的總和還多”。1982年,美國只有13位億萬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國有189位富翁。這些富翁的資產價值都是在億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國的比爾·蓋茨。這個公司1986年上市,當年每股獲利0.19美元,現年每股贏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說這10多年來每股贏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價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價格為99.4375美元,每股價格與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穩定在這個水平。這樣使微軟股票的市值超過了5000億美元。如果未來五年能夠持續過去五年的增幅,則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過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1/10,而比爾·蓋茨的個人財產將達1萬億美元以上。如果把比爾·蓋茨的公司當成一個國家,并以GDP來衡量,則當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僅次于美國78000億美元,日本42000億美元,德國21000億美元,法國14000億美元,英國13000億美元,意大利11500億美元,中國9000億美元,巴西8200億美元,加拿大6000億美元,西班牙5300億美元)。有人說“比爾·蓋茨富有能夠敵國”,可以說毫不夸張。
從什么是財富和比爾·蓋茨對財富的占有,我們能夠得出:(1)當代,財富的創造不主要是勞動力作用于勞動對象,而主要是大腦對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2)財富的價值不完全取決于對財產現值的評價,更重要的取決于人們對財產的未來預期;(3)財富不僅以實在的物質產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虛擬的有價值證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來越富,表明財富越來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財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學、技術平等的開發和利用。有人說“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動力將確保財富分散”。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經濟環境,歷史學家戴維·蘭德斯在他的《富國與窮國》一書中說:“經濟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國經濟狀況的不同”。所以,窮者越來越窮除了因為不能平等地獲得開發和利用科技的機會外,關鍵在于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和政策選擇存在著差距。
(二)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人們價值觀、消費習慣的改變帶來新興產業的出現和經濟理論的調整。
由于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發展不均衡是始終存在的。這種不均衡不僅表現在區域經濟上,而且表現在人們的收入上。由于區域經濟和人們收入上的差距,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這種改變產生的經濟效應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而是社會財富的轉移。有資料表明:人們進入老年以后,閑置的貨幣收入比年輕人多,基于這種“不均衡”,聰明的企業家便建立和發展休閑產業。一些企業家利用這種不均衡成了億萬富翁。我國一些地區依靠旅游業的發展富起來了,證明了除了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外,還能夠利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這種變化還表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們收入的增加,人類用以獲得生存資料付出的勞動時間減少,休閑時間增加。休閑時間增加為休閑產業興起創造條件,休閑產業興起不僅成為人類經濟生活的轉折點,如上述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而且改變著傳統的經濟理論和對一國經濟發展的評價。如傳統的經濟理論通常都認為“所得”與“成本”是貨幣形式的收入與支出,而當代,一些經濟學家把休閑時間的取得也認定是人類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閑時間的喪失是人類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國家的國民所得達到一定限度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因此他們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目標,主張人類素質的提高,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是“人本主義”觀點,其含義是,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人類獲得自身的發展。從這一觀點出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發展指標。
(三)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取決于創新變革精神。
當代各種社會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只有在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生存和發展的背后意味著優勝劣汰。是自己優勝劣汰,還是讓別人優勝劣汰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選擇。讓別人優勝劣汰會形成抗爭,會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結果也許付出的成本代價大,所以,聰明的企業家通常選擇“自己優勝劣汰”,成功的企業家必須自我毀滅,才能保存自己。為此,需要走的途徑是:擴大規模;在企業內部引進和開發技術。企業擴大規模包含著破壞舊的,創造新的;引進和開發技術也是“吐故納新”。當代企業的規模擴大到一省、一國,乃至全世界,企業內部引進和開發技術的費用占了企業支出的相當比例,但必須指出引進和開發技術是一回事,利用引進、開發的技術成果使之產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說來,引進、開發技術,企業耗費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開發的技術成果對社會產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發揮政府的作用,讓政府與企業合作,即開發技術由政府投資,而利用已開發的技術成果由企業投資。在這一方面,北美與歐洲相比各有特點,歐洲人與美國人一樣都注重技術開發,但歐洲人不如美國人注重已開發的技術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業的擴張力上升。
政府作為社會的權威部門具有強大的控制力。雖然這種控制力主要在國內,而不主要在國外,但國外的某種因素干擾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發展和資本追逐利潤的趨動,各國政府難以控制信息的傳遞和資本流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會產生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有序與無序”的選擇,即是選擇強化政府干預,只讓人們有必要的自由,還是弱化政府干預,讓人們有更多的自由。實踐證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過度;“無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過度會抑制人們的革新精神和創造力;無序越界會抵銷人們的團隊精神和共合力。企業擴張力的上升,除了已開發的科技成果的推動和市場的推動外,20世紀末的企業并購起著“火上加油”和“互為因果”的作用。有人說1998年是“喜結良緣”的大好年,這一年創下了企業并購的最高記錄,全球主要工業國家企業并購事件12500多起,價值總額超過16000億美元。企業并購除了增強自己實力,增大自己無形資產,有利于競爭、提高運營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個行業、一個區域乃至一個國家,取代地方企業、某國企業、相關企業,左右科學技術、社會發展的趨向。要看到企業擴張力的上升,不僅影響企業自身的生產經營,而且影響到人類的政治經濟生活、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
(五)通貨緊縮是下一世紀的難題。
建國以來，我國會計制度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發生了兩次較大規模的變遷。通過對制度變遷的制度經濟學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我們發現制度變遷的規律性，制定合理、有效的，可操作性強的法規制度；另一方面，適應會計國際化的發展要求，找準目標定位，推動我國會計事業的健康、快速發展。
一、我國會計制度變遷的歷史回顧
制度是一種“規范個人行為的規則”，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秩序和行為道德、倫理規范的總稱。廣義的會計制度，是指規范會計行為的一系列法律規范、制度條例的總稱；狹義的會計制度僅指以特定部門、特定行業的企業或所有的企業為對象，著重對會計科目的設置、使用和會計報表的格式與編制加以規定的規范性文件。本文分析的是廣義的會計制度，即包括會計法、會計準則、會計制度等在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建國五十多年來，我國會計制度的變遷大體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年－1978年）：分部門、分行業的會計制度的制定與實施。建國初期，我國仿效蘇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反映到會計工作中，就是確立了分行業、分部門、一統到底的會計制度，從賬戶名稱、報表格式到成本核算方法等都高度統一。時期，會計制度遭到嚴重破壞，處于停滯狀態。
第二階段（1979年―1992年）：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會計處理程序與方法在一定范圍內的應用。從1979年開始，我國恢復了被破壞的企業會計制度，國有企業仍然沿用計劃經濟時期分行業、分部門、分所有制的統一會計制度。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我國適時地對企業會計制度進行了一些適應性變革。1985年，財政部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制度》，1992年又制定頒布了《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這些會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市場經濟條件下通用的會計處理程序和方法，它是我國會計核算制度與國際會計慣例接軌的有益嘗試。
第三階段（1993年至今）：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并行。1993年以來，我國實行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會計制度模式。一方面，面向會計的國際化發展要求，先后制定、頒布了《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和16個具體準則；另一方面，革除了分部門、分行業的會計制度，頒行了十三個行業全國統一的會計制度，形成了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并行的局面。
二、我國會計制度變遷的動因分析
制度變遷源于經濟資源不同所有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及其調整，其實質就是行為主體為了獲取最大的潛在利潤，以高效率制度取代低效率制度的動態均衡與博弈過程。會計制度作為資源配置和產權界定的一種產生、傳導信息的機制，是整個社會經濟制度中的重要一環，它的變遷遵循了制度變遷由不均衡狀態向均衡狀態轉換的規律。這一過程直接表現為會計制度變遷需求與供給的變化，因此，通過對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可以揭示我國會計制度變遷的動因。
（―）會計制度變遷需求的影響因素
1.科技進步因素
科技對改變制度安排的利益有普遍的影響。科技進步能夠降低交易費用，有效地改變收入流在要素所有者及各部門之間的分配，有利于新制度的產生及其作用的發揮。此外，科技進步還能提供某些必需的物質條件而成為新制度實施的保證。我國從1979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企業經營與管理日趨完善，會計實務的內容也在不斷擴充與豐富，會計理論、會計制度也在不斷進步。科技進步引發了會計制度變遷的需求。另一方面，科技進步也為會計制度變遷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更加科學的會計核算方法、更加便捷的會計核算方式促使會計制度變遷從潛在的需求向現實的需求轉化。
2.市場規模因素
市場規模的變化能夠改變特定制度安排的利益和費用。搜集信息或排除非參與者的成本并不隨著交易量同比例增長。（戴維斯，諾斯，1971）也就是說，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固定成本可以通過很多的交易收回。我國會計制度變遷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市場規模的大小。對外開放以來，外資企業的迅猛發展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會計制度，為此，我國先后頒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制度》、《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等，以滿足這些企業對會計制度變遷的需求。1992年，十四大以來，在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內資企業要求享有與外資企業同等的資源環境和競爭地位，企業對外經濟交往要求縮小我國會計制度與國際慣例的差距。而分部門、分行業、分所有制的企業會計制度容易導致會計信息混亂、缺乏可比性，導致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和部門之間造成了利益分配上的差異，這種差異的擴大使利益分配愈加不公平，這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相背離。因此，1993年，我國財政部頒布了十三個行業統一性的會計制度，并陸續頒布制定了17個會計準則，旨在促進會計的國際協調，加速我國會計的國際化。
3.其他制度變遷對會計制度的影響
會計制度作為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與實施效果與其他制度的變遷密切相關。我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變，引發了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這一變革要求重新界定產權，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會計制度作為減少不確定性，降低交易費用的重要機制，是一種典型的產權制度，其變遷也同樣會受到其他制度變遷的影響。
（二）會計制度變遷供給的影響因素
1.憲法秩序和規范準則
憲法秩序通過對政體和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來界定制度創新的方式和方向。一方面，憲法對政體和基本經濟制度的詳細規定可能會縮小制度安排的選擇空間；另一方面，由憲法賦予政府掌握國家的“暴力潛能”可能會產生“規模經濟”效應，降低交易費用和外部性。我國憲法及會計法的修訂，明確了我國從分行業、分部門的會計制度到實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的合法性，也決定了政府在會計制度變遷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規范準則也會影響制度變遷的供給。這一影響反映為特定社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對制度安排的促進和制約。制度安排應與文化準則相和諧。否則，會因制度變遷成本的上升使一些制度安排難以推行或降低其實施效率。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并行正是由于規范準則的影響。在我國會計國際協調的過程中，在借鑒國際會計慣例、頒布會計準則的同時，充分保留了《企業會計制度》這一制度模式，這充分考慮了我國會計發展的歷史與特點，符合我國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發展要求。
2.制度變遷的成本
對新制度的供給能否成為現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成本高低。制度變遷收益大于制度變遷成本是制度變遷的一項基本原則。制度變遷的過程涉及清除舊制度、消除變遷阻力的成本，新制度的設計實施成本等多項內容。這一原則決定了我國會計制度變遷的供給主體是政府。以政府為供給主體，可以利用行政權力，集中專家力量解決制度制定過程中的重大技術問題，保證會計制度權威性，還可以減少制定過程中的交易費用，縮短制定和實施過程。
3.科學知識的進步
社會科學知識和有關的商業、計劃、法律、社會服務專業知識的進步，降低了制度發展的成本。社會知識使制度績效和制度創新得以增進，主要是通過成功先（下轉第15頁）（上接第13頁）例的逐漸累積實現的。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為了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穩步發展，實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平穩過渡，我國采取了漸進的方式，從而有利于經驗的累積和偏差的糾正。會計制度的變遷亦是如此，新制度的實行是通過試點地區的成功先例向更大范圍加以推廣的。
三、我國會計制度變遷供給存在的問題
我國通過兩次較大規模的會計制度變遷，使會計制度的供給與需求達到了一種暫時的均衡。然而，由于影響制度變遷需求與供給的因素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制度非均衡將成為一種常態。當現有的制度安排出現新的盈利機會時，就會產生新的潛在的制度變遷的需求和供給。但是由于變遷成本的存在，潛在的制度變遷需求雖然能變成現實的制度變遷需求，潛在的制度變遷供給卻難以變成現實的制度變遷供給。我國制度變遷的供給主體是政府，在這種完全壟斷的制度市場中，潛在的制度變遷供給往往不能自發轉化為現實的制度供給，因此出現了一些問題。
（一）制度效率降低
不能否認，以政府為制度變遷主體存在成本優勢。但是，政府的有限理性、集團間利益沖突和知識準備不足，可能會影響制度變遷的效果。會計制度的供給有國家供給和民間供給兩種基本形式。我國以政府為主體的強制性會計制度變遷，會計職業界參與不足，由上而下制定并推行的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在某些方面脫離企業實際，缺乏前瞻性，制度和準則反而成為一些企業進行利潤操縱的工具。此外，制度之間、制度與準則之間內容上的重復與沖突，也降低了會計制度的運行效率。
（二）結構失衡與制度缺失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采取了漸進的方式，以政府為主體的制度供給能夠依據宏觀經濟形勢決定整個制度體系中制度變遷的先后次序以及制度變遷的程度，從而降低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摩擦成本。但是由于各項制度安排不同步，可能造成結構失衡或制度缺失，給人為操縱會計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機。關聯交易、非貨幣易都出現過類似情況。
（三）制度實施機制不健全
實施機制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要件。檢驗一國制度實施機制是否有效主要看違約成本的高低。我國對違反會計制度的行為懲罰力度不夠，違約成本低。制度實施機制不健全等諸多因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假賬泛濫、會計信息失真等不利后果。
四、會計制度變遷的方略與展望
會計制度作為重要的產權制度，它的變遷代表了利益分配關系的調整。隨著我國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相關制度法規的完善，對會計制度變遷的需求將處于持續增長的狀態。政府作為制度供給主體，有義務解決會計制度變遷供給中存在的問題，避免會計制度變遷過程中路徑依賴性的不良影響。
（一）協調會計制度與會計準則的關系
會計準則全面系統地實現了會計理論性規范與會計實務處理性規范或技術、方法性規范科學的統一和有機結合，既有利于會計理論的發展，也有利于會計實務的規范。而行業性統一會計制度是一種適應性很強的統一會計規范，它在對產權的維護與保障中發揮著第一線的作用。所以，二者有互相補充的功能，在我國有長期并行的趨勢，不能互相替代，而應該進一步協調二者關系，使其在業務內容、經濟性質等方面各有所側重。在理順二者關系過程中，還要注意提高會計職業界參與的積極性，使會計制度更加符合企業實際，對企業會計實務的發展切實起到指導作用。
（二）加快相關法律制度建設，調整制度結構
會計制度的發展離不開相關制度安排的完善。因此，國家有必要深入研究如何在統籌安排的基礎上減少制度供給的時滯以改善供給不足的狀況，避免制度缺失。加快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構建有助于促進制度結構的優化，使其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而發揮重要作用。
（三）加強會計監管，健全制度實施機制
實施機制是一國制度是否有效的重要標志。強制性的實施機制是任何契約能夠實現的基本前提。健全制度實施機制和監管機制，對提高制度效率有重要意義。因此應雙管齊下，一方面探索具有現實性的監管方法，降低發現、制裁違規者的監管成本；另一方面提高違約成本，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以維護會計制度的權威性與嚴肅性。
（四）處理好短期效果與長遠利益的關系
完美計劃經濟下重復建設的不可能性
馬克思早年設想的計劃經濟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前提下誕生的。經濟在一國之內僅有一個計劃決策中心，并由這個計劃中心負責收集信息，最后制定出全國各地、各個產業之間相互協調、運轉順暢的龐大而細致的計劃體系，并通過逐級下達而得到貫徹執行。此外任何單位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也沒有計劃的決策權。如果這個模式是完美的，投資多少、投資于哪個行業或哪個地區，計劃中心完全可以根據總體經濟而事先作出精確的安排。因此，在完美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會出現所謂的“重復建設”。
完美計劃經濟的不可能性與現實計劃經濟中的重復建設現象
完美計劃經濟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極其苛刻的假設條件下才能成立，而事實上，這些條件時至今日尚未出現過，而且也無法估計在未來多長期限內才會形成。現實的所謂計劃經濟都是放松了完美計劃經濟假設的“不完全計劃經濟”。在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盡管計劃在經濟運行中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不同的利益主體在決策上也擁有相當的權力。投資決策的分散至少使重復建設具備了可能性，但為什么要重復建設還要取決于中央計劃決策當局的偏好。比如“”時期，在中央的號召下，各地建設了大量的“小高爐”、“土高爐”，并由此引發了投資過度膨脹。由此可見，在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重復建設主要表現為一種在中央政府默許情況下的地方政府行為，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一種決策選擇。
完美市場經濟體制下重復建設是必要前提
根據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完美的市場經濟就是完全自由的經濟，經濟的計劃和決策權被分散在無數個個體手里。每個市場的參與者只是價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價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因此，完美的市場經濟要求有眾多的參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各種決策，從而形成充分競爭，并在充分競爭中發現真正價格。投資是市場參與者重要的決策行為，所以，僅就投資而言，只有在市場上形成大量類似的投資（也可稱為重復建設），才能真正形成充分競爭的關系。否則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壟斷，而壟斷就意味著效率的損失，這是完美市場經濟所不能容納的。
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是傾向于阻止重復投資
同完美計劃經濟一樣，完美的市場經濟也從未在人類社會中出現過。就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看，市場競爭的參與者總是不滿足作為價格的接受者，通過壟斷而成為價格的制定者并由此獲取超額利潤是他們的理性選擇。因此，通過各種手段和方法阻止其他參與者的進入就成為其重要的策略。這種行為的結果表現在投資上就是阻止重復投資的發生。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之所以都有強硬的反壟斷法，恰恰說明壟斷行為在它們的市場經濟中是何等突出。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完美的計劃經濟與現實的市場經濟之間，就投資而言都有抑制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的一致傾向。無怪乎經典作家已經看到資本主義是通過壟斷形式而最終進入社會主義。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現實的計劃經濟（或不完全的計劃經濟）與完美的市場經濟都會形成并要求重復投資，在這一點上兩者至少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盡管在不完全計劃經濟體制下，重復投資主要是由各級地方政府造成的，而完美市場經濟的重復投資則是建立在眾多非政府市場參與者參與的前提之下。
新教材與以前的教材相比，導數這一章在傳統內容上有所刪減。不再系統的講述極限的概念，而且在要求和側重點上有所調整，本章就著重理解微分的基本思想及其應用。本節是導數這章的第一節，主要通過一些現實生活中的實例來引出平均變化率的概念。從而為過渡到瞬時變化率，理解導數的概念做好準備，讓學生能體會導數的基本思想。因此本節的問題情境的創建是需要重點考慮的。
本節教材中通過引言中的一則案例，提出問題：用怎樣的數學模型刻畫變量變化的快與慢?這樣的數學模型有哪些應用?意圖是在此基礎上提出平均變化率的概念，教學中如何使得平均變化率概念的引入顯得流暢自然?是拋開教材中的案例另辟蹊徑。來構建概念，還是在教材基礎上著力創設“最近發展區”。讓學生知識遷移，主動構建平均變化率的概念呢?
在教學實踐中發現。雖然教材中氣溫曲線的引例貼切學生生活，圖像直觀，有利于構建數學模型，但同樣它也存在著一些缺點：
1、不能反映確定的數量關系。無法用確定的函數關系來描述圖像，這為以后進一步研究導數帶來了困難。
2、例子過于單一，無法符合所有學生的“數學現實”。曼弗賴登塔爾“數學現實”中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工作和思考著的特定客觀世界以及反映這個客觀世界的各種數學概念、它的運算方法、規律和有關的數學知識結構。這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數學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現實”不一定限于具體的事物，作為屬于這個現實世界的數學本身，也是“現實”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說，每個人也都有自己所接觸到的特定的“數學現實”。這也許和我們常說的“從學生實際出發”差不多，數學教育當然要根據學生的“數學現實”來進行。學生的“實際”知識有多少?學生的“數學水平”有多高?學生的“日常生活常識”有多廣?這些都是教師面對的“現實”，如果我們只是簡單的運用教材中的這一個事例，就未免太狹隘了。
根據以上的實際情況，在問題情境的教學設計中主要做了兩點改變：
1、讓學生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定函數畫草圖，例如有的同學就用函數圖像來表示自己上學途中的情況，有的舉出商品價格和賣出數量關系的圖像等等。一方面調動了學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使得客觀現實與學生的數學知識的現實彼此融為一體。
2、根據學生不同的知識水平。在教材原實例的基礎上增加了和物理學有關系的路程與時間、速度與時間圖像以及數學中的函數圖像。
在教學實踐巾。通過采用上述的問題情境教學，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為學生的“再創造”提供了舞臺。弗賴登塔爾認為數學教育方法的核心是學生的“再創造”。每個人都應該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體驗，用自己的思維方式，重新創造有關的數學知識。弗氏認為：數學實質上是人們常識的系統化，每個學生都可能在一定的指導下，通過自己的實踐來獲得這些知識。所以我們必須遵循這樣的原則，那就是數學教育必須以“再創造”的方式來進行。通過上述的問題情境，學生就能結合自己的實際，在教師的適當指導下，用自己的思維方式，發現圖形“陡峭”，變化“快慢”背后的實質。通過自己“創造性”的活動來重現歷史當時概念形成的過程。當然，每個人有不同的“數學現實”，每個人也可能處于不同的思維水平，因而不同的人可以追求并達到不同的水平。一般說來，對于學生的各種獨特的解法，甚至不著邊際的想法在教學過程中我都沒有加以阻撓，而是讓他們充分發展，充分享有“再創造”的自由，讓學生走自己的道路。自然從教師的角度，在適當的時機應引導學生加強反思，鞏固已經獲得的知識，以提高學生的思維水平，尤其必須有意識地啟發，使學生的“創造”活動逐步由不自覺或無目的的狀態，進而發展為有意識有目的的創造活動，以便盡量促使每個人所能達到的水平盡可能地提高。
2、為“數學化”鋪平了道路。人們運用數學的方法觀察現實世界，分析研究各種具體現象，并加以整理組織，這個過程就是數學化。簡單地說，數學地組織現實世界的過程就是數學化。而在“數學化”過程中學生通過反思，對自己的判斷與活動甚至語言表達進行思考并加以證實，以便有意識地了解自身行為后面潛藏的實質，做更為抽象與形式的加工。只有這樣的數學教育――以反思為核心――才能使學生真正深入到數學化過程之中，也才能真正抓住數學思維的內在實質。通過上述的問題情境，學生們找到自己的“數學現實”以后，在老師有意義的指導下，比較順利地開始了“數學化”的過程。并且通過小組合作的形式，使學生在反思過程中的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影響，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有的學生發現自己到校過程中路程和時間的圖形和另外一位學生的圖形相似，但事實上他到校要更快，仔細研究才發現兩者采取的單位長度不同，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就開始反思，用什么能比圖形更好的來刻畫變化的“快慢”。這樣的例子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經常出現，學生在老師的有意義的指導下，根據自己的水平不同，都能進行“數學化”的過程，雖然水平有高低，但都能了解掌握“平均變化率”。提高了學生的知識水平。掌握了一定的數學知識和技能。
